二戰結束之後，美蘇兩國很快就陷入冷戰，兩個陣營互相對峙，阻礙著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盡管西方專注於其內部發展，但因為西方經濟越來越體現為官僚經濟，到80年代出現了發展瓶頸。於是，80年代同時在大西洋兩岸發生了英國撒切爾經濟革命和美國裏根經濟革命，兩場革命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在私有化基礎之上的資本自由化。這兩場革命也擴展到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私有化在西方內部的效應很有限，因為“一人一票”製度的存在，政治人物很難把國家從公共領域撤回來。但西方資本自由化在國際舞台上則找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間。
這主要是因為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中國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實行的大幅度開放政策。也就是說，中國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機遇。這也就使得中國成為自90年代以來這一波全球化的主體之一。在這波全球化之後，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還能出現類似的機遇。例如，這些年來，印度也希望步中國後塵，通過全球化來促成國內的發展，但印度人發現國際資本已經沒有了後勁。盡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體視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也被大肆吹捧，但西方資本並沒有大量進入印度。
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是90年代“接軌”和加入世界貿易體係的產物。因為大量西方資本的湧入，中國很快就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把西方的資本、技術要素和中國的勞動力、土地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造成了幾個方麵的經濟奇跡，包括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的兩位數增長，在短時間裏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外彙儲備國等。但就開放政策來說，最重要的變化莫過於中國從資本短缺經濟體向資本剩餘經濟體的轉型。所以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資本開始“走出去”。
資本的“走出去”構成了中國開放政策的3.0版。世界經濟史表明，對一個國家可持續經濟發展來說，資本的“走進來”和資本的“走出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由貿易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要義，而關鍵在於資本的流動。盡管中國“走出去”的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私營資本，但中國資本和其他國家的資本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即資本總是流向那些有利可圖的地方。所不同的是，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時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經濟空間已經被西方資本占領，中國資本隻好走向那些條件並不那麼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穩定甚至經常發生戰爭的地方。
十八大以後，中國開放政策4.0版開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開放不同，4.0版兼具“請進來”和“走出去”要素，是兩者的係統化和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場需求導向的，但比較零星，不具有係統性。十八大之後形成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礎上的係統化。“一帶一路”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動力，因為它結合了中國剩餘資本、產能和所擁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
“走出去”關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但“走出去”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反映出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所需要承擔的一份國際責任。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產物，危機發生後，盡管各國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世界經濟仍然處於不平衡狀態。西方國家因為其內部問題，開始搞起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但這無助於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要平衡世界經濟就需要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