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製度也是一種混合製度，這個製度的特點是：開放的一黨製、以黨領政、內部三權分工合作。一說政治製度，很多人心中的標杆就是西方的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間的互相製衡，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製度也有“內部三權分工合作”——決策、執行、監察。這個製度在漢朝建立，一直到晚清都沒有變化。
人們不能說這個製度沒有生命力。當人們說中國文明幾千年沒有中斷時，就必須思考，哪些東西沒有中斷？王朝是中斷的，皇帝來來去去，各民族也在不斷融合，中國的“漢”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那中國哪些東西沒有變化呢？就是這裏所說的經濟製度和政治體製從來沒有大的變化，隻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動。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政治體製改革，當時還有點想往西方的方向發展。這也正常，因為近代以來很多人都希望往這個方向發展。孫中山搞了一個“五權憲法”，即在西方三權基礎之上，加上中國傳統的考試權和監察權。不過，孫中山的理論沒有機會實踐。從台灣地區的實踐看，中西方兩個體製背後有不同的邏輯，要麼西方的三權為主，要麼中國的三權為主，兩個體製加起來很難有效運作。台灣地區現在基本上是西方的三權機製，考試權基本上已經無用了，“監察院”還在，但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
政治重走“黨政分工”
今天的中國再次走上“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提倡“黨政分開”，現在則提倡“黨政分工”。“黨政分開”的道路走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已經走不下去了。“黨政分開”，黨的主管和政府的主管兩個人之間如果有矛盾，就變成了黨政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會產生黨和政府的分裂。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開啟了“三合一製度”，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一個人擔任。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都是這個思路。
西方建立在多黨製基礎之上的政治製度，可以稱為“外部多元主義”。在西方曆史發展過程中，先有市民社會後有國家，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政治過程，最終的製度表述是多黨製和“三權分立”。但中國不是。中國幾千年來就是皇權，秦始皇以後一直是先有國家後有社會。因為皇帝隻能有一個，所以隻能有一個政治過程。但怎麼做才能讓統治比較有效呢？那就是把一個政治過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決策，第二段是執行，第三段是監察。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它和以前的皇帝從根本上不同，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在這個轉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民族主義”、“主權”和“列寧主義的政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製度層麵正是表現在這個地方。
以前的皇權分成三個方麵，現在的黨權也分成三個方麵——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但人們不能說這是簡單地對傳統的回歸，因為現在黨是個集體，而以前皇帝是個人家庭。這個製度一旦確立，不能低估其生命力。不過，中共十九大盡管正式確立了“內部三權分工合作”，但這個體製的有效運作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比如決策權，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和他的大臣、皇兄皇弟少數人手裏，現在則不一樣了。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政協、重要的社會團體（工青婦）、各類智庫等，都可以成為決策權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就是，決策權怎麼更民主化一點呢？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現在有了民主的觀念，民主就必須體現在製度層麵。監察權對反腐敗很重要，但監察權也不能濫用。漢朝規定，不可以什麼都監察，規定隻有6個領域可以監察，否則執行權就沒有辦法行使了。現階段的監察權就麵臨這個問題。
這種製度和西方的民主製度是矛盾的，但是和民主本身並不矛盾。不難觀察到，中國的“內部三權分工合作”製度可以吸納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會成為西方的製度。
從曆史經驗看，“人心坐標”和“物質坐標”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製度坐標”的變化似乎更為恒定。不難理解，“製度”與“人心”和“物質”之間永遠存在著張力和矛盾，人們對製度的評價和認同永遠不會完全一致。不過，正是這些張力和矛盾，構成了製度進步的動力。對執政者來說，所需要的就是維持製度與其他兩者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