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時，正因為這些地方對地方、對國家很重要，權力一旦下放，如果不成功，就會對整個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很顯然，設計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時，並沒有充分考量試錯成本的問題。如果讓那些比較小的地方來施行，試錯成本就會很小，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會更大。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下去，就是因為當時的試錯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夠成功，是因為深圳當時隻是一個小漁村。成功與否，對國家、對地方影響並不大。中國改革到今天，並不缺改革，改革的廣度有了，所缺少的是深度和力度。而具有深度、力度的改革必然涉及試錯成本。這就要求改革設計者在設計改革時，充分考慮試錯成本的問題。
就附加值來說，改革也要創造附加值，這裏涉及一個改革模式轉型的問題。中國的製度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往往用舉國之力把一件事情做好。深圳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上海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但問題在於，如果把什麼樣的改革都放置於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的改革附加值就大打折扣了。這些地方已經累積了方方麵麵的巨大資源，再加上一些資源（即改革）也很難體現出附加值來。
盡管這並不是說把改革放在窮地方，就可以體現出附加值，但這個經驗現象的確表明，在設計改革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改革的附加值問題。實際上，無論就試錯成本還是附加值來說，十九大所提出的“自由貿易港”改革也麵臨同樣的問題。
監察越頻繁，執行權越難行使
政策的信用度是多年來被人們忽視的問題。所謂政策信用度就是國內外對特定政策的信任。政策信任度越高，政策的受歡迎度就越高，政策的執行力度也會相對高。就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年來所宣布的新政策的頻率過高，往往一個政策還沒有被理解消化，另一個政策就下來了；一個政策還沒有被執行，更多的政策便接踵而至。
這不僅造成大量政策堆積在官員辦公室裏，更造成國內外對政策的信任度降低，形成“政策越多，信任度越低”的局麵。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新政策出台，人們歡欣鼓舞，但現在新政策過於頻繁，人們沒有什麼感覺，這必然影響到政策的社會環境。
再來看監察權問題。監察權盡管在十九大才正式成為“三權”之一，但在十八大之後已經開始試行，並且成長得很快，其力量充分表現在反腐敗鬥爭上。作為獨立的一權，監察權仍然是新權，其運作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例如，監察權與執行權的邊界是什麼？是不是可以事無巨細地監察執行權？發現問題之後又如何處理？所有這些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
監察權實際運作中已經發現了諸多問題。例如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地方，監察機構對官員辦公室置放零食等都視為“違規”。又如官員的尊嚴問題，在一些地方，很多官員現在麵對監察人員時“如臨大敵”，嚴陣以待。一旦監察機構進入檢查，最重要的事情也得停下來，全麵配合監察機構的工作。監察越頻繁，執行權就越難行使。總之，如果監察權沒有節製，執行權就會受更多的製約，甚至被廢掉。
這方麵，中國曆史上有豐富的經驗。監察權自漢朝確立，一直延續到晚清。漢朝就規定監察隻局限於執行權的6個方麵或領域，出了這6個領域，就不屬於監察範圍。如史學家錢穆所言，如果濫用監察權，就必然演變成“內部反對黨”，並且為了反對而反對。監察機構的主要職責是發現問題，但如果為了發現問題而去找問題，那問題就來了。因此，在各個朝代，監察權都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在理解了決策權和監察權之後，執行權的狀況就很容易理解了。執行權被夾在決策權和監察權之間，當決策權和監察權強化時，執行權就受到巨大的製約。行使執行權也需要權力，當權力不足時，執行往往裹足不前。同時，執行官員也是理性的，在麵對毫無限製的監察權時，他們自然也選擇“不作為”，因為“作為”往往導致監察機構的關注。
實際上，要推進改革，就必然會造成一些人的利益受損。如果利益受損的這些人向監察機構申訴，執行改革者的下場不會很好。盡管“不作為”也會有後果，但比起“作為”帶來的後果，他們寧可選擇“不作為”。在一些地方，因為監察權的濫用，導致“告狀的人多於幹活的人”。在這樣的局麵下，執行權往往處於閑置狀態。
“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製度。從曆史經驗看，這個製度一旦有效運作起來，其生命力不可低估。任何一個新製度從確立到有效運作都需要時間，“內部三權分工合作”製度也是如此。“三權”之間如何分工？它們之間的邊界是什麼？它們之間如何合作？“三權”中各權在內部如何建設？如何不對其他權力造成不必要的幹預？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在實踐中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