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點突出，留有餘地
“指示”不是用來向下級具體交代布置某一工作任務的，更不適宜具體規定一些事項。它的基本特征是用於向下級闡明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正因為如此，在“指示”的寫作中，必須重點突出、方向明確，也就是說對工作的指導原則、政策界限、行動方向、基本要求等要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以使下級有所遵循，知道做什麼，怎樣做。同時，又要給下級留出結合實際靈活掌握的餘地，切不可要求過死、規定過嚴。《作戰方針》在這方麵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啟示。例如：“你們如果能在九十兩月或再多一點時間殲滅錦州至唐山一線之敵，並攻克錦州、榆關、唐山諸點，就可以達到殲滅十八個旅左右之目的。為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於該線，而置長春、沈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這段指示不僅目的明確——殲滅敵軍十八個旅左右；原則清楚——攻克錦、榆、唐，攻錦打援；而且使用了“如果能”、“九十兩月或再多一點時間”、“左右”、“準備”、“可能”等彈性語言，給東北野戰軍留出執行的靈活餘地。
三、全局在胸，指揮若定
撰寫“指示”必須建立在對客觀對象詳盡透徹的分析、切實把握事物運動方向的基礎之上，隻有如此，才能通過複雜多變的事物表象，把握問題的本質，提出符合實際的策略、措施、辦法，使其具有可行性。可行性，是公文的生命力所在。毛澤東同誌在這方麵堪稱表率，無論在環境惡劣的戰爭年代，還是公務繁忙的和平建設時期，他都是想盡辦法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下麵情況，並一再告誡人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當我們靜下心來捧讀《作戰方針》時，深感這哪裏是來自於遠隔萬水千山中央軍委的指揮電文，而分明是一位戰地指揮官親臨戰場前沿繪製的一幅幅大氣磅礴的作戰藍圖。固然敵軍有幾十萬、上百萬，在《作戰方針》中簡直如同“如來佛手心中的孫猴子”，被輕而易舉地擺來擺去。這一切不能不歸於作者對事物的調查之深、研究之細、分析之明。如淮海戰役中提出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重心是集中兵力殲滅黃百韜兵團，完成中間突破，第二階段是攻濟打援，第三階段是兩淮作戰等；又如遼沈戰役作戰方針有關“攻錦打援”的一係列部署；再如平津戰役中有關圍而不打、隔而不圍、防敵南逃或海上逃竄的詳盡要求等。如果作者事先不對事物“了如指掌”、“水清見底，遊魚可數”，怎麼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決斷和部署。這也充分告訴我們，要寫好文件，首要的是要有一個良好的文風。否則，文風不正，不是“米不夠拿水湊”的向上級打“注水報告”，這就是坐在屋子裏靈機一動地向下製發“無的放矢”式的“通知”，即使這樣的文件寫得再精彩美麗又有何用。
四、文脈清晰，結構嚴謹
《作戰方針》的四篇電文，不論是采用“篇段合一”外形結構的遼沈戰役的兩篇電文，還是使用“分條列項”外形結構的淮海及平津戰役的電報指示，其內在都有著嚴密的邏輯關係，使全文文脈清晰、結構嚴謹。以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一文為例，全文由並列的16個條段組成，其中1～3條是部署對北平的合圍，此為第一部分；4條指出“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圍北平，而是首先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然後用5～7條對天津等處如何包圍作出具體部署，這是第二部分；8～11條為第三部分，是如何防敵南逃或從海上逃竄；12～15條是實現上述軍事部署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第16條為結尾，屬於征求下屬意見。全文條段相連，層次分明，脈絡貫通，極具毛澤東同誌的文章特征。
五、語言生動，言簡意賅
在四篇電文中，處處感到作者惜字如金，不僅節省了大量文字，且給人一種言簡意賅的感覺。如用“殲”不用“消滅”，用“欲”不用“打算”、“為了”，用“置”而不用“對於”，用“長”、“沈”代替“長春”、“沈陽”，用“考慮電複”代替“考慮有何意見並望電複”，用“望”而不用“希望”，用“則”而不用“所以”，用“本”、“此”代替“這個”，用“於不顧”而不用“暫時不要管他”，用“亦”代替“也要”，用“較”而不用“比較”，用“若”代替“假若”，用“我”而不用“我們”、“我軍”，用“請令”而不用“請命令”，用“按”而不用“按照”，用“但”而不用“但是”，用“諸”而不用“各個”，用“此時”而不用“這個時候”，用“應”而不用“應該”，用“統望”而不用“希望統一”等，都充分證明了這一特點。
而且，毛澤東同誌還把平津之敵形象地比喻為“驚弓之鳥”，以及文中對“攻錦打援”、“就地殲滅”、“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等成語和四字格語言的使用，都極大地增強了電文的生動性與簡潔性。特別是像“這將使南口以東諸敵迅速決策狂跑”中的“狂”字，“數日內即取神速動作”中的“神”字，其用字之精湛高超真是絕妙無比。一個“狂”字勾畫出敵軍“狗急跳牆”、垂死掙紮之狀，一個“神”字又把我軍如“天兵天將”神速之感充分地描繪再現，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