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卻是第二位的矛盾，主要矛盾則是民族矛盾，即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毛澤東同誌正是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寫了大量公文和其他形式的文章，才促成極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調動了全民族的積極性。毛澤東同誌及黨中央關於“西安事變”的處理，也是這種思想體現的典範。有重點，有區別，才有政策。毛澤東同誌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雖然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但他認為不能殺，因為殺蔣正中了日本帝國主義“以華治華”的奸計，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這背離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釋放蔣介石，雖然使其逃避懲治於一時，但這不僅可以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漢奸走狗滅亡中國的陰謀，而且可以逼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同意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曆史證明了毛澤東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要“結合”得好，必須善於分析、比較。例如毛澤東同誌為了貫徹落實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從各個側麵、各個層次進行綜合分析，逐一解決具體問題。首先，他分析了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問題中的主要矛盾及其特點，著力解決了遊擊戰爭戰略的中心問題，即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其次，他分析了遊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這兩種戰爭形式的相互聯係和相互作用，解決了兩種戰爭的相互配合的問題。第三，他分析了戰爭賴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強調了和解決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第四，他分析了戰爭形式不斷發展變化的可能性，強調了主觀指導與客觀實際要保持動態上的一致性，從而根據不同戰爭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戰略戰術。第五，他根據量變質變的規律，分析了遊擊隊要變成正規部隊、遊擊戰要向運動戰轉化，最後要以運動戰解決問題，從而鼓舞了軍民士氣，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組織和軍事上的準備。第六，他還分析了戰爭指導中的集中和分散的關係，提出了戰略集中指揮和戰役、戰鬥分散指揮相結合的原則，從而使我軍在戰鬥中，既有步調一致的統一行動，又有靈活機動的戰術。由於毛澤東同誌在把握事實材料基礎上，分析各種矛盾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把握了戰爭的規律，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
由上可見，毛澤東同誌從實際出發，從調查研究入手，全麵、深入、係統地明察國情，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來觀察、分析、比較，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透過現象，抓住本質，然後作出科學判斷，製定出符合客觀規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歸源檢驗法
毛澤東公文的“結合”藝術，十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具體的曆史的統一”。所謂“具體的”，是指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所謂“曆史的”，是指這種統一或結合，是發展的、前進的統一與結合，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因為，真理不但是客觀的、絕對的，而且是具體的、相對的。因此，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隻能在一定的具體的有限的曆史條件下才能實現。這裏的關鍵是“實踐”，實踐是文章之源。要“結合”得好，就要始終瞄準這個“源”，也是檢驗公文內容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所謂“歸源檢驗法”，就是以客觀實踐對主觀世界、對理論、對路線方針政策，不斷地進行檢驗，將那些顛倒的、虛幻的、不切實際的“反映”，改造成為如實的“反映”，使主體認識符合自然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思維規律。
毛澤東同誌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說：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隻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是半成品隻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隻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究竟合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要“結合”得好，必須反複研究，以客觀實踐為“尺度”，權衡每篇公文“結合”的深度、力度、準確度。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則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所謂“物種尺度”指的正是客觀事物的屬性、結構、形式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性。毛澤東同誌總是探索和把握這個“物種尺度”，不斷地完善自己的公文基本思想。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複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第三卷，第844頁）
從本質上講，反複修改公文的過程，就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過程，是用“物種尺度”矯正不恰當、偏頗和失誤的過程。例如毛澤東同誌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從1929年至今已經八十餘年了，對黨的建設起了巨大作用。我們今天看到的當時的決議，從內容到形式都經過毛澤東的認真修改。僅引言與一、二兩個問題，修改就多達一百六七十處，幾乎每句話都有改動。就全文而言，我們現在看到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85頁）內容僅是舊版本（1948年）的三分之一。這是因為黨的地位、軍隊的作用、時代的精神，以至語言的運用都有了明顯的變化。經過修改，使得這個決議內容更加集中，對已經變化了的現實更具有針對性。“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就是“結合”的過程，就是理論再創造的過程，也是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不斷修正、提高、完善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