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糾正這種錯誤，毛澤東同誌親自到尋烏進行調查，曆時二十餘天，弄清了當地情況，又召開了五十餘人的調查會，核實情況，集思廣益。寫成了近十萬字的《尋烏調查》，並對調查所得進行哲學的概括，他認定：“你對於這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曆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裏，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麼不公道呢？”（《反對本本主義》，第一卷，第109頁）
眾所周知的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就出自這篇文章。這是反對黨內教條主義錯誤的曆史總結，是正確闡明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科學論斷，徹底地揭露了教條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實質和對革命事業的極大危害，是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先導。前文提及的毛澤東同誌創造性地開辟、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井岡山道路”，也是經過艱苦的調查研究，正確地反映客觀實際的科學成果。毛澤東同誌兩上井岡山，兩次走遍羅霄山脈，對井岡山有利的地理條件（方圓五百裏、山高林密、五大隘口，有萬夫莫開之勢，攻退可取）、經濟條件（盛產稻米和油茶、林木等，可提供給養）、政治條件（黨群組織基礎較好，農民運動發展好，有黨員、群眾在山上堅持鬥爭）進行詳細調查，才作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決策。
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民族戰爭時，有些人仍然主張用老辦法同敵人作戰。有的提出“去正麵打硬仗”，有的提出“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戰略方針”，有的認為正規軍不打運動戰和陣地戰是一種戰略上的倒退等等。而毛澤東同誌與上述觀點相反，在抗日戰爭開始不久，他就撰寫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文中明確肯定：抗日戰爭基本上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並以此撰寫了一係列的公文。曆史證明毛澤東遊擊戰的戰略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其他思想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同誌成功的關鍵是他善於敏銳地感知新情況，認真分析新情況，出奇製勝地解決新問題。
毛澤東同誌從抗日戰爭一爆發，就對內外實際進行充分的調查，把握了新的戰爭情況：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新的，即過去我們的敵人——國民黨軍隊；戰場是舊的，即地域廣闊的華北大地；日本是個小而強的國家，我們是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是非正義的，我們抗日是正義的；日本遠離國土，在異國作戰，我們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作戰，加之中國共產黨是個久經考驗的黨，紅軍是一支久經鍛煉的隊伍。這些情況和條件決定了這場戰爭的特點：戰爭的長期性，戰爭的廣大性，戰爭的殘酷性。這些就是抗日戰爭麵對的新情況。從實際出發，從特定的條件出發，這是毛澤東同誌認識和解決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出發點，是正確處理主觀與客觀關係的出發點，抗日戰爭遊擊戰的戰略指導思想就是這樣確立的。
後來，毛澤東同誌把這種通過調查而實現主觀與客觀的統一的“結合”藝術，概括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第四卷，第1308頁）。他諄諄教導全黨：“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第三卷，第801頁）
這一點在對待“農民問題”上尤顯突出。在中國革命史上，很長時期農民問題一直沒有引起注意。在“五四”運動的主題中，沒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中國共產黨初期活動中，農民也沒有應有的位置。直到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時，毛澤東同誌才督促仍持懷疑態度的黨的領導者，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並身體力行，深入農村，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從自己掌握的材料出發，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出發，明確地回答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民在革命各個方麵是極為重要的，並斷言：中國的權力產生於土地之中。革命必須依靠農民，隻有農民才能使舊中國這個搖搖欲墜的大廈傾塌，即使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要依靠他們。盡管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如果沒有農民這個最廣大、最積極的同盟軍參加，革命永遠也不會取得勝利。
二、具體分析法
具體分析法就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這是從個別與一般的關係上堅持“結合”的藝術。毛澤東同誌指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統一，即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麵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矛盾論》，第一卷，第299頁），也就不能把握事物的規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精髓，是毛澤東公文基本思想形成的規律。
要“結合”得好，就要善於抓住主要矛盾。客觀事物由對立統一而存在，由鬥爭變化而發展。在諸多矛盾中，總有一個主要矛盾，居於主導地位，起決定作用。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次要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存在著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國家貧窮軟弱等等矛盾，但基本矛盾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走狗軍閥的矛盾，所以，我們黨采取了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從而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蔣介石的統治，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所有領域，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都存在著激烈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