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遺址中，就曾出土過豬，狗等家畜的骨骸，還可能有已經馴養了的家雞的骨骸。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中，亦可看出、豬、狗已成為家畜，雞可能已成為家禽，羊、馬的骨骼有少量發現，但尚難肯定已成為家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則可以看出，豬、狗、水牛已人工飼養。在五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遺址中，亦可以看出，豬、狗已人工飼養，雞、牛、羊也可能已成為家禽、家畜。在4000～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則可以看出，豬、狗、牛、雞已成為家畜。再往後，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則發現豬、狗、牛、羊等家畜，可能還有馬。而到近4000年的齊家文化遺址中，馬肯定已成為家畜。總之，在4000年之前，在中國南北東西的廣闊地區，豬、狗、雞、牛、羊、馬已先後被人工飼養。古人食物中動物食材的來源也就有了一些相對的穩定性。
在新石器時期出現人工飼養的家畜並不意味著古人已放棄食用野獸野禽。實際上；在新石器時期早期的一些文化遺址中，挖掘出來的野生動物仍然不少，多的有數十種，如半坡遺址出土的獵獲物就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雕等。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野生動物的遺骨也多，有梅花鹿、水鹿、四不像、麂、獐、鳥等。但到了新石器時期後期的一些文化遺址中，野生動物的遺骨才少了。
在新石器時期，我國的一些部落仍然“作結繩而綱罟，以佃以魚”，一方麵從事農業生產，一方麵靠捕魚為生。從一些文化遺址出土的遺骨來分析，當時捕的水產有魚、龜、鱉、蚌、螺、黿、揚子鱷、蟹、鯨、鯊魚等。
新石器時期調味品不多，主要有鹽及野生蜂蜜。據《世本》、《說文》等書記述，鹽是黃帝臣夙沙氏最早製作的：“黃帝臣，夙沙氏煮海為鹽”，“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實際上，據有關學者考證，夙沙氏是我國山東半島沿海部落的居民，距今有3000多年曆史。他們世代在海邊生息，在漫長的生活實踐中學會製取鹽是順理成章的事。至於野生蜂蜜，先民們在采集植物果實等活動中勢必會碰到，隻是缺乏文字記載罷了。同理，先民們也可能接觸到辛辣味的野生植物。
講到此，還要提及我們的祖先在初期的飲食生活形成的同時，還使用了必備的器皿，開始他們是直接在火上燒烤禽獸、魚等食物或在灰火中燒烤一些食物吃，渴了，隻能用手捧地坑中的水喝，這就是在炊具、餐具沒有發明前的生活狀況，和《禮記·禮運》中所說的“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情況大致相同。後來，出現了陶製炊具、餐具，情況也就起了變化。
關於陶器的發明者，古代有不少傳說，或曰昆吾作陶，或曰黃帝始作陶，或曰寧封子作陶，或曰神農作陶，均把發明權歸到了某一神化人物的頭上。但是，陶器實際上是先民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實踐中所逐步創製出來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樣：“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製的或木製的容器上塗上黏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
在我國，據有關學者分析，陶器大約出現在新石器時期。例如，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南新鄭縣裴李崗文化的遺址中，就曾發現過陶窯，有多種以泥質紅陶為主，夾砂紅陶次之的陶器杯、碗、盤、缽、三足缽、雙耳壺、三足壺、深腹罐、鼎、豆、勺等出土。稍後一些的河北磁山文化遺址、甘肅大地灣文化遺址也出土不少陶器，而在5000～7000年前的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則出土了繪彩的泥質紅陶，亦有夾砂紅陶。主要器類有盆、缽、平底碗、小口尖底瓶、細頸壺、斜沿罐、深腹甕等，還有少量的釜、灶、鼎等。在5000～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則出土了夾炭黑陶、夾砂紅陶、紅灰陶等質地的陶器，主要品種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再往後的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更發現夾砂紅陶、泥質紅陶、灰陶、黑陶、硬質白陶等多種質地的陶器。典型器物有觚形器、釜形鼎、缽形鼎、罐形鼎以及多種形製的壺、高柄杯、大口尊等。更後的廟底溝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陶寺文化遺址等遺址中，還出土有多種多樣的陶製的罐、盆、豆、斝、鬲、甗、鼎、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