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落寡合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經常曠課，懼怕考試，考試經常不及格；老師對我的前途非常悲觀。我的神思像個流浪漢，在教室外麵的廣闊天地裏遊蕩。
在這以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一些普通的人用普通的筆寫的有節奏的押韻的兒歌，被稱為詩作。當時讀者一看見寫兒歌的作者，欽佩之情油然而生。時過境遷，如今連兒歌也不會寫的，也有被吹捧為文壇新秀的。在“波雅爾”“特裏波迪”等詩體的領域，我有了自由行動的權利，以不倦的興致埋頭於寫作。我在書房的一隅，進行組裝、拆卸格律的遊戲，用六個字母、八個字母、十個字母拚湊各種各樣的字組。最後，我的處女作被送到了大人麵前。
且不管起初的嚐試之作達到怎樣的水平，要緊的是它們出於這樣一位少年之手——他平常孤單無伴，一個人在心裏做遊戲。他處於社會和學校的約束之外；家裏對他的管教也很鬆。父親在喜馬拉雅山隱居，家中凡事由兄長做主處理。
我最敬佩的五哥喬迪賽德拉納特從不給我戴上家教的桎梏。我像同齡人似的和他爭論，磋商文學創作的有關問題。他尊重我這個年幼的弟弟，開闊我的胸襟，促使我的身心健康發展。他若蠻不講理、獨斷專橫地管教我，我恐怕會塑造成另一副模樣，深得上層文明社會的賞識，而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起初采用不合規範的韻律狂飆般創作參差不齊的詩句，靠雜亂幼稚的詞彙堆砌，抒發飄忽的情思。這種悖逆詩學的傾向，是在孤獨少年的骨髓裏培養出來的，裏麵蘊藏著大量危險。但我並未由此而夭折。原因是當時孟加拉文壇的名譽市場不太擁擠，競爭尚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批評家手執板子，進行不客氣的惱人的敲打，但文苑裏冷嘲熱諷、詆毀中傷的火焰還沒有燃燒起來。
在為數不多的文學家中間，我年紀最小，文化程度最低。我寫的詩歌不受格律限製，不明確的字眼使內容顯得晦澀，處處露出語言和構思的不成熟。其他文學家的講話、文章裏幾乎從不對我加以扶植，談到我往往是含糊其辭地說一兩句，隨後一笑了之。那笑絕不含貶義，絕不是貶值的貿易的一部分。他們的評論文章中有訓導，而無絲毫的不尊重。某些段落流露出不悅，但絕無厭惡情緒。所以雖說缺乏鼓勵，我仍可不落窠臼，沿著自己的路子寫下去。
文學生涯的第一階段，就是這樣默默無聞地輕鬆地度過的。我一直處在自然的厚愛和親人愛護的涼蔭裏。有時無事可做，爬上三樓涼台，在心裏編織琪花花環；有時坐在卡吉普爾一株老楝樹下，諦聽井水淒清地流入果園，將奇妙的思緒融入想象，送到不遠的恒河水流裏漂放。那些日子，我不認為應該走上寬闊的街道，自己心靈的光影才有可能被他人心靈的胳膊肘碰撞。
後來，名氣把我拽入袒露無遺的晌午的陽光下，氣溫越來越高，屋隅裏我的安樂窩終於徹底毀壞。大概是天命吧，馳譽文壇的同時，我得到的煩惱比其他名人多得多。沒有第二個文學家像我似的忍受了那麼冷酷、那麼長久、那麼肆無忌憚、那麼不可抵擋的風言風語，然而，這也是衡量我名譽的尺度。我敢說，不利環境的考驗中，命運捉弄了我，但未以失敗的沮喪羞辱我。此外，煞星垂掛的黑幕上，明晰地閃現了我友人的溫和麵孔，他們的人數不少。
果實即將從莖梗垂落的季節，進入我的生活。完全接受這個季節，需要外界和內心的寧謐。而這樣的寧謐，每每在榮辱得失的矛盾中遭到破壞。
詩人的創造若是真實，那麼真實的光榮寓於創造之中，而不在人們的首肯之中。作品不被人接受是常有的事，那樣會影響書的價格，但不會降低真實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