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欲望黑洞，走向幸福還是毀滅 二、欲望終點，消費能帶來幸福嗎
我們擁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房子，但支離破碎的家庭也越來越多。我們擁有過高的收入，但我們的士氣也越來越低，我們的安全度越來越差，我們的舉止越來越不文明。我們擅長謀生，但卻不會享受生活。我們讚美繁榮，但卻渴求意義。我們珍視個人自由，但卻希望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係。在一個豐裕的時代，我們卻覺得精神饑餓。
——【美】心理學家大衛·梅爾斯
廣告總以“幸福”的名義誘惑我們購物，於是我們懷著各種美好的心願用錢去購買物品和服務。為了讓父母健康，我們買了按摩椅；為了讓孩子快樂，我們買了最流行的玩具；為了讓愛人高興，我們為他（她）買了昂貴的禮物；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年輕精神，我們買了名牌衣服與保養品……為了給這些美好心願“埋單”，我們必須更努力地工作，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工作上，以保證自己有能力“購買”幸福。
於是這樣的事情發生了：父母家中堆滿了各種健康療養儀和保健品，但是我們卻沒有時間回去看望他們一眼；孩子的臥室充滿了各種高級玩具，但是我們卻沒有精力陪孩子去郊遊；夫妻之間的禮物越送越高級，但是卻很久沒有認真地聊聊天；我們吃的保養品越來越貴，但是精神好像越來越差……為什麼事與願違？是哪裏出了問題呢？是因為賺的錢不夠多所以買不來幸福嗎？還是說幸福從來都不是靠錢來換的？
大家都在超時工作
20世紀8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萊文對六個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地區人們在街道上平均步行速度與職員的平均說話速度進行過了測定，結果發現生活節奏隨著國家工業化和商業化程度的增大而加快。在當時調查的樣本中，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節奏最快，其次是美國人、英國人、中國台灣人和意大利人，印度尼西亞人在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人中是走得最慢的。
經濟越發達的社會，人們越發忙碌。幾乎所有的人都試圖在其勞動年齡範圍內掙更多的錢。而且調查表明，大多數人所期望的收入水平都是目前收入水平的兩倍。
為此，人們往往身兼數職，超時工作。從打工者到企業中上層的管理人員（白領），從高校中的教授到中小學教師，從企業中的科研人員到經理層的管理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為本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不得不被迫加班加點超時工作；另一部分人則在自己本職工作完成之餘，另行承擔分外工作，以獲得更多的勞動報酬。人們並非完全是為了生計，卻試圖將本屬於自己休息的時間全部用於工作，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如此，生活已經相當富裕的發達國家情況也是如此。
高血壓在10年前是以老年患者為主體的“老年病”，但是如今卻成了以商務人士為主體的“商務病”。一個專項調查表明：我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為58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10歲左右。上海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一些腦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如媒體領域，新聞工作者死亡年齡集中在40～60歲年齡段的占78.6%。
不僅成年人越來越忙碌，閑暇時間在減少，就連孩子們也因升學競爭的壓力，不得不將幾乎全部的課餘時間用於各種其本人可能並不感興趣的課內外學習，這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孩子們的成長與健康。
當我們為了更多的收入、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高的消費水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們不禁要問：值嗎？
過度工作的意義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朱莉特·素爾在《過度工作的美國人》中寫道：“自從1948年以來，美國工人的生產力水平已經不止一倍地增加了。換句話說，我們現在能用少於一半的時間生產我們1948年的生活水平。每次生產率的提高，我們都有選擇更多自由時間或者更多貨幣的可能。我們本來能夠選擇每天工作四小時，或者一年工作六個月，或者美國的每個工人現在帶著工資工作一年休息一年。”然而事實是，美國人選擇工作同樣長的時間去掙取兩倍的金錢。
美國工人自願選擇如此嗎？在之後的民意調查中，所有消費社會中心地帶的工人都表達了強烈的願望：願意用工資來交換傳統的休閑時間，但是沒有這個自由。
工人們能夠選擇從事一項工作或者離開一項工作，但是卻無法選擇用較少的時間從事一項工作。而非全日製的工作又存在著穩定性低、缺少社會保險等弊端。所以留給大多數人的選擇就是好的全日製工作或者差的非全日製工作。
我們曾經認為，科技的發展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時間。電腦、手機、高鐵、EMS、微波爐、甩幹機、速溶咖啡、數碼相機，這些新產品的出現大大便利了我們的生活。然而那些被節省下來的時間我們用來幹嘛了呢？
用來休息嗎？用來享受閑適嗎？我們似乎隻是變得越來越沒有耐心了。
能夠痛快地享受新的生活方式無法隻靠自己觀念的改變，整個社會都要隨之變化。財富指的是自由——尋找娛樂的自由，享受生活的自由，思想進步的自由：它就是任意支配時間，別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