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雖然在1952年對自己的所謂“叛國罪行”作了交代，承認自己犯了“大罪”，但他卻拒不認為自己是美國特務，更不認為自己是賣國或叛國分子。相反，張東蓀自信自己這番努力決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中國免受災難，是愛國的。事實真相究竟怎樣，恐怕還需進一步探討。至於指控他在抗戰期間與日偽合作，是“漢奸”，則顯然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作詩寄托晚年愁，八十老翁再入獄
1952年後，張東蓀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還保留了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1951年燕京大學停辦，哲學係隨後合並到北京大學哲學係，張東蓀便成為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教授。然而，這樣一位政治上“反動”的“美國特務”，怎會有上課的資格？所以，從此以後他也再沒有登上講台的機會。此後的張東蓀，真正是閑賦在家。1958年，他的人事關係從北京大學轉到北京文史館，由文史館發工資，家也從朗潤園178號搬到城坊37號。
張東蓀一生總是以哲學興趣為主，同時又不能忘情於政治。1952年後，他結束了政治生涯，沒有可能再關注政治了；他早就抱定要以教書終其一生，即使在政治上最得意時也不願脫離教育界，但此時也失去了教書的資格。政治上的錯誤，對張東蓀晚年是刻骨銘心的打擊；而失去教書的資格，使張東蓀晚年的精神受到了嚴重的損傷。過去的老朋友也不敢、或不便見他，昔日門庭若市的熱鬧景象已成過海煙雲。張東蓀內心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和傷感。
“百年豪氣向誰傾，倒海空尊亦數擎；厭世攀天無一可，但將詩境慰此生。”這樣，張東蓀開始重新作詩賦詞，借以自遣。
望著老友梁啟超給他的對聯“風波舊憶橫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張東蓀對梁啟超晚年的心境有了真切的體驗。這又何嚐不是自己此時此刻的心境？老淚盈眶的他揮毫和曰：“劫後遺墨供摩挲，卅載人天眼已磨；袖手吾今觀世事，風波回首幾經過。冷雨連霄自忍寒，一朝淒對憶南冠；千秋寂寞如椽筆，隻伴孤燈掩淚眼。”
春風秋雨，夏蟲冬雪，這些本來美好的自然景物，此時都隨張東蓀孤獨與傷感的心境變得那樣蕭殺與淒涼。夏雨是苦的，如心一般的苦，“點點頓成泥潦勢，絲絲何啻淚珠瑩”；夏葉是涼的，似情一般的涼，“無端葉落驚秋早，不盡蕭蕭萬裏情”。眼望一汪秋色，徒增滿目傷感：“風來如水折餘謔，涼到人間亦暗驚。天際晚霞繞旖旎，野封秋色太分明。湖邊叢荻枯猶戰，床下幽蟄咽不鳴。偶欲登高壑倦眼，長空無際白雲橫。”政治上自認為得意之事，此刻竟頗顯荒唐；數年前還引以自豪的出城和談，此時竟是那樣的令人可笑：“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從1952年到1955年，三年間，張東蓀竟作了200首詩詞。他自號“獨宜老人”，將這些詩詞結集，命名為《草間人語》。1955年12月，他自寫跋文以記述：“行年六十有七，始學為詩，繼而又勉為詞，乃竟忘老至，不自量力，妄欲與詩伯詞宗抗手，亦良堪發也。三年間積稿，詞得一百三十闋，詩七十首，錄而存之，以詩附詞後，共二百首，顏曰《草間人語》，僅為自覽之便而已。”到了此時，張東蓀由於對佛學義理有了較深體晤，孤獨與傷感之意漸消，心境趨於平靜，對於世間炎涼、身世沉浮看得也深，因而自笑當初情緒的消極。他為《草間人語》自題曰：“本來萬物俱潛遷，煩惱隻因道未堅；寂寞料知千古笑，詩成卻作自家禪。”
作完《草間人語》，張東蓀表示：“今七十已屆，遂不複再作矣。雖不必如疆村所雲理屈詞窮，然亦精力就衰，宜不再有作也。”然而，詩詞畢竟是晚年張東蓀排憂解難的最好方式，他能放棄的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