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在“四清運動”前，農村幹部和農民對於地主、富農的看法是，他們是因為曆史在贖罪。如今大多風燭殘年、年紀再輕也有五十左右的他們，卻沒有現實的危險性；
一般來說，在“四清運動”之後，農村幹部和農民對於地主、富農的看法有了變化，即地主、富農，在為曆史而贖罪外，還有著現實的危險性，他們得為現實的危險性付出更大的代價。
當時的宣傳機器裏，這現實危險性的主要表現是——
私藏舊地契，記變天帳，暗中指點土改中被分掉的土地、房屋，向兒女灌輸複辟思想；以小恩小惠，拉攏青少年，與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以此為表現內容、乃至題目就叫《爭奪》的影劇作品，當年風行一時；
利用修家譜等宗族活動模糊階級陣營，利用迷信活動毒害勞動人民；
造謠惑眾，與蠢蠢欲動進犯大陸的蔣介石遙相呼應。1962年備戰時，江西臨川縣的一個地主四下散布：國民黨的飛機已轟炸到了南昌，醫院裏躺滿了傷病員……
破壞集體經濟，搞階級報複。一度被廣泛宣傳、成了全國最著名的小英雄的劉文學，是四川農村一個貧農的兒子。報載：當發現村裏有地主偷摘了生產隊地裏的幾把海椒，他衝上前去，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鬥爭。地主見乞告無門，便在海椒地裏掐死了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星星與火炬》節目裏，曾播過歌頌他的朗誦詩：“黃桷樹啊根深葉茂，嘉陵江水啊浪滔滔……劉文學，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的好同學……”
對於社隊幹部來說，在地主、富農的現實危險性裏，最要緊的是腐蝕。
諸多的案例、報道和文藝作品，都在大同小異地重複著同一個情節：
在臨川縣土橋公社李家大隊四隊，隊長鄒家寶，是同村富農分子鄒紫平的“大紅傘”。後者腐蝕前者的主要辦法，主要是酒肉計，家裏經常布下好酒好菜，請去大吃大喝。殺了豬時，也送上幾斤肉。隊長家裏有人病了，鄒紫平也上門噓寒問暖。鄒家寶將他當成了好朋友，也盡力回報他——他外出做小買賣，給開隊裏證明。他因“投機倒把”被關押，親自出馬保釋他回家。鄒家寶還積極想著怎樣為他摘去帽子……（見中共江西省委社教工作團臨川縣工作團編《社教運動資料》）
如果還要狗尾續貂的話，可能日後鄒家寶死了老婆，鄒紫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兩個人在床上滾成一堆後，他身上便附上了鄒紫平的魂，在公社召集的一個會上發言說：現在地主無地，富農不富，讓他們靠雙手吃飯，早日摘掉頭上的帽子，不就得了！怎麼又要搞階級鬥爭，鬧得人心惶惶，過不上安穩日子……倘若社隊幹部們政治上不那麼麻木，便會察覺：
在農村已有基層政權存在，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早上了軌道的情況下，一旦昔日的貧困，又從曆史的箱底翻出來，成為可以炫耀的政治資本，並再次聚攏為一個組織——“貧下中農協會”時，這便意味一個引發“四清運動”的嚴重的信任危機出現了。在“四清運動”中，他們當然不想翻船落水，不願失去手中的權力，不能讓身後急欲要填補村裏權力真空的“貧協”，像土改時處置地主、富農們那樣，處置起自己的命運！那麼，他們必須得在階級立場上，將自己完全變成一塊水泥板，讓“貧協”的那些大爺、大娘們無懈可擊……“春江水暖鴨先知”。對水泥板的壓力，往往是“分子”們先有預感。浙江海寧縣的一個原地主回憶說——
1963年10月底的某一天，生產隊治保主任一早到我家來，急匆匆地要我馬上準備好兩餐飯，由他帶著到大隊裏去開會。我一楞，心裏想，大隊離我家才幾分鍾的路程，以往開會是我自己去的，今天卻要他“帶”著去，還要備兩餐飯，情況好像發生了什麼變化。到了大隊裏後，我看到幾個大隊幹部都板著臉，態度特別地嚴肅，大隊治保主任對我們訓話時用詞的分量也比平常重。這時，我已經意識到，農村肯定又要搞什麼運動了……（引自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