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預感真成了現實時——“四類分子”沒有說話的自由，稍有不慎，就必被斥責為“狗嘴裏吐不出象牙”而遭到批判。“四類分子”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有事外出必須報告，在獲得批準後，外出的時間、地點均有嚴格的限製。平時，他們的身上，落滿了村民們冰淩般冷冽的視線；節假日裏，倘若國際環境有個什麼風吹草動，荷槍實彈的民兵就會監視他們，要不幹脆集中起來，白天去大山裏砍柴，為生產隊提供無償的勞動，晚上住進哪座舊祠堂或者破廟……清洗，已經追蹤到了城市。
比起農村來，《豔陽天》流布更廣、劉文彩更家喻戶曉的城市，當然不會讓“猶太”人如一粒粒塵埃一樣，悄無聲息地藏在自己龐大的蜂巢裏。
北京，中央機關的一片片宿舍區裏，幾年之前，為著同一個原因——饑餓，由四麵八方來投靠兒女的“四類分子”們，如今又趁似水漫過街頭的夜色，或者兒孫上班、上學，家裏已經沒有一個人，踽踽地踏上了返鄉的路程。他們中的多數人，兒女雖未挽留，卻也沒有驅逐。但飽經風霜的老者心如明鏡：沒有驅逐，就如已拉到了極限的彈簧，是滿是裂紋的心，在竭力負荷沉重的親情；未加挽留，便意味此去即使大浪沒頂，做兒女丟過來的，不會是救生圈，而隻能是一個公家人的背影……
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黨政幹部的十條規定，要求黨政幹部在清查內部階級成分和階級立場的同時，清理出在機關大院的幹部親屬中的“四類分子”，立即遣送回原籍，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這些人中，大多數已經喪失勞動能力，農村並不願意接受。更有甚者，在西安的一些中小學校，也搜索和批判所謂“小地主”、“小富農”、“小資本家”，以“樹立貧下中農的絕對優勢”，導致一些中小學生被逼自殺或逃亡……
廣州，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的夫人，因為“漏網地主”押送回鄉。已過古稀之年的容先生，此後，每天一個人拎飯盒到中山大學的食堂裏買飯吃。夜裏一方孤衾下，掛念體弱多病的老伴若臥床不起，在鄉間想求一點藥、一口熱水不可得時，每每老淚縱橫。他就是在如此蒼涼的心境下，完成了幾部整理研究碑帖的著作……
成都，土改中頂了劉文彩的空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王玉清，從莊園趕出來後，有過一段婚姻，並且自己找了一份活幹，一直在街道辦的鞋廠裏做膠鞋幫，每月工資十幾元錢。1964年，丈夫病故。65年，社會上有流傳：劉文彩的小老婆又混進了革命隊伍……街道派出所通知她：你的成都戶口已經吊銷，必須回鄉下去。回大邑後，她住娘家蔡場鄉老屋，卻經常被叫到安仁鎮來，模樣清瘦的她，宛如一杆剝去了綠葉的竹子，立在陳列館門口的空地上，作為地主“小老婆”的活標本，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的參觀，也接受後者如冰雹沙石一樣擲過來的批判。人們批判最多的，是她腐朽的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她的臥室裏，有全套中西式家具和古玩擺設。衣服、帳被上綴有名貴的湘繡。她喜歡吃鴨腳上的蹼，為此，一頓飯要殺三十多隻鴨子。她的頭發要用洋參泡水來洗。她采用“拜十姐妹”、“請轉轉會”等方式，拉攏很多官僚、地主的“太太”、“小姐”，又誘騙一些年輕婦女到劉家來，供劉文彩汙辱……中國，似乎沒有發布任何宣言，卻實質性地進入了戰爭狀態，而“四類分子”成了敵國的人質；
是否還可以說，在中國反“猶太”的風潮中，地主、富農——這批非種族低劣而是階級出身低劣的“猶太”，已經成功地被從社會生活中“純潔”出來，關進了一個無形的卻是巨大的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