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出身低劣的“猶太”
1962年以後，在中國，純潔，被階級鬥爭賦予了新的涵義，意味著政治上的清洗了。社會上已經普遍這樣叫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被統稱為“四類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為“五類分子”。
分子，在漢語裏的用法多見貶義。不會稱“黨員分子”，“領導分子”，“左派分子”；常用的是“落後分子”，“腐敗分子”，“異己分子”，“犯罪分子”……
“分子”，往後麵一連綴，地主、富農便被欽定了反動派的性質。而“四類分子”、“五類分子”的歸納，則顯示了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這是一個如陰與陽、夜與晝、黑與白一樣，必須要被區別、而且必須要被打入最低層的異類。在農村，即便是在人倫溫情脈脈的麵紗沒有被撕破的一些地方，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深入如一挑雪亮的快刃，割及了家族、宗族關係及鄉村傳統文化的根部。原來以為經過世世代代的生長，它們會很結實，至少像一兜粗壯的禾茬，實際上，卻如刀劃過潔白的豆腐。
當時的隊幹部們，常常能聽到社員的種種揭發，諸如“昨天，那個地主婆又把鴨子放到田裏去吃穀了”，或者“某地主出工不出力，一泡尿拉了一袋煙的功夫”……很可能告狀的與被告的，其祖上，幾百年前都是由山西洪洞縣裏那棵著名的老槐樹下出發，來此安營紮寨的第一批同舟共濟的移民。
兩戶人家為什麼事情發生了爭執，若其中一戶是地主或富農，另一方，讓他調門一下軟下來的“殺手鐧”，必然是“你這個老不死的地主，抬起一對狗眼瞧一瞧天，早就是咱貧下中農的天下了！”或者，一聲棒喝：“你再不老實，我去找幾個人把你捆起來，拖去大隊鬥”……這爭執的雙方間，極有可能在同宗內彼此的關係超不出五服……
地主、富農，與貧下中農們同坐在一張方桌邊品茶，喝酒，擺龍門陣，儼然已是腦袋後盤著長辮子的年代的事了。他們形影相吊，如身上爬有麻風病、艾滋病菌，哪怕是在與社員們一起勞動的場合，後者也會和他們隔一塊地方。敢和富裕中農抱成一團，打得火熱，尋釁生事，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大抵上看，這隻是浩然先生善良的願望，怕他們太孤單了，在《豔陽天》裏，將馬小辮子和“彎彎繞”往一塊兒湊。在現實生活裏，別說貧下中農，就是中農，也和他們劃壑為鄰。要生事也各生各的，中農抗拒合作化，隻是人民內部矛盾，若混進幾個地主，一下便成了敵我矛盾！
1963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在這個即將拉開又一台運動帷幕的文件裏，明確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繼土改之後，文件重新提出“依靠誰的問題”，強調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及“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從此，一個詞組，一個據說是出自於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的夢囈裏、讓許多老一代共產黨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詞組：“和平演變”，高頻率地出現在眾多的報刊和文件裏。
那段時間，劉少奇也患失眠症，得服安眠藥才能入睡。倘若晚上無人照料，藥勁發作一旦猛烈，可能從床上摔下來。他寧可自己打地鋪睡了五年，也要夫人王光美下去搞“四清”試點。後者在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了幾個月，在認定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兩麵政權”的同時，還弄出了一個由中央轉發給各地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園經驗》。內稱：
“在和平時期，和平演變，是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主要形式。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新形式。我們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敵人卻躲在後麵，出麵的是戴著‘黨員’和‘幹部’帽子的人，所以階級鬥爭是更複雜了……現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經濟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四清’的內容，廣泛了，意義深遠了，確實是比土改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而且更尖銳、更複雜、更深刻的一場大革命。”看這段文字的口氣與用詞，頗像是出自於毛澤東的筆下。在桃園蹲點的幾個月裏，王光美每月回一趟北京，每次都向毛彙報，他很是欣賞《桃園經驗》，但也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未能理解這句讖言偈語似的話。為解決農村“四清”與“四不清”矛盾而宵旰憂勤的她，當時怎麼也不會想到，不到一年之後，在毛澤東的眼裏，中國社會和黨內的形形色色的不清楚之中，最大的不清楚，竟是自己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