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漸行漸遠的鳶影
中國有一首古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又流行一句話，“天高皇帝遠”，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對政治所持的態度。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一般農民心目中，毛主席是具象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可感可觸的生活化的政治。
土地改革後，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坊間印行的毛主席畫像，銷路真是好極了。翻身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許多農家的堂屋裏，掛上了毛主席像，兩側貼著“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牢記毛主席”的對聯。孩子們在像下歡歌笑語，老人們因看到了畫像上一片金色的祥雲而喃喃自語。男主人公出工之前，會向它投去深情的一瞥，而後，他們就像一柄投向硯池浸透了墨汁的狼毫，去天地間抒寫人生中嶄新的飽滿……農民在一起談天，一提到毛主席，像一隻火把揮向了幽暗的山澗，人們的臉上一下亮堂起來。一聽說哪位幹部或記者是從北京來，農民們馬上圍個水泄不通：“毛主席可好？”“您看見毛主席沒有”……他們對毛主席身邊的人，乃至在京城裏清除垃圾的人，一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毛澤東在將土地給了農民的同時，也將一種從未有過的生產方式、精神方式，給了中國的農村——北京市郊的六郎莊，是優質的京西大米的出產地。從海澱西至頤和園外，都有這個莊的土地。一眼望去，處處可見穀穗甸甸的稻浪，旋著微波，恍如一個愉快的小夥子在打著呼哨，間雜著一塊塊碧綠的藕塘和荸薺田，早熟的小稻正在收割，大片的紅芒稻就要登場。場上地裏，人們忙著割、曬、打稻子、捆草把，落稻機的擊打聲應和著人們發自肺腑的笑語。供銷社緊急調運來十幾架落稻機，一架得650斤小米，當然不便宜，但是為了不耽誤這少有的好年成，院子裏擠滿了來貸款購買的農民……
黃河兩岸的農民，也在為眼前的好年成而歡欣鼓舞。從冀中平川到晉東南山地，在廣闊的田野或層層的梯田裏，高粱深紅，玉茭金黃，在藍得幾乎透明的天穹下，像是一束束競相追逐的火苗，在放肆地生長……
幾乎能與農民的歡樂一起婆娑起舞的土地，其蘇醒的性靈，源自於農民的精耕細作，加工加肥。六郎莊裏，誰家地裏的大糞、豆餅都比往年上得足。尚不到清明，老早就有人下地抹稻埂了。捉地（即稻田插秧前，將去年的禾兜用手翻過，使其爛在地裏）、插秧、蓐草也幹得特別起勁。在晉東南石厚土薄的山地，農民們犁、鋤、耙各三遍，施肥由過去的每畝三十擔，猛增到八十擔，才把荒地變成了熟地。被無數的大小河流交織的蘇南，河底裏不斷淤積起來的河泥，成了農田裏最好的烏金。在土改結束後的1951年春天，觸目皆是罱河泥的小船。常常是一對夫婦，女的站在後梢把櫓，男的站在船頭罱泥，手下立著兩根交叉的長竹竿，仿佛一把長柄的剪刀，剪刀頭上裝著兩隻相對的麻線織的網，或篾編的籮，向河底使力一夾，就把河泥罱起來了。夕陽西沉的時候，每個村子的周圍都是三三兩兩滿裝河泥的歸船……沒有船或一時借不到船的農戶，便多多收垃圾或糞便。人們都在感歎：今年早起揀狗屎的人比狗屎還多！
在各地蓬蓬勃勃的生產熱潮中，二流子、懶漢、和尚，大部分也像離開廁所一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昔日的生活。京郊的槐房村裏有16個二流子，過去因為沒有土地，沒有職業，過著坑蒙拐騙、吃喝賭嫖的日子。土改後，除一人外，都參加了勞動。改邪歸正的二流子高玉祿說：以前我連個地渣兒也沒有，不偷沒有辦法，現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種了。在一些土改時火藥味不那麼重的地方，地主們也躍躍欲試，以為可以在一條新的起步線上與農民們進行又一輪和平競賽。槐房村裏有21個地主參加大田勞動，地主張勤過去是家裏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的閑人，現在也澆園、鋤草、賣菜了……滿懷新生活憧憬的農民，必然會對文化有熱烈的要求與渴望。
如常熟縣，1950年冬有6萬多農民參加冬學，該縣的縣委書記告訴記者說：現在農村的小學教室都快被擠破了。師資缺乏是急需克服及解決的嚴重問題。在東北農村，農民們在冬學中如此地用心，以至於你到處可以看見歪歪扭扭的粉筆字跡，他們把所有可以寫字的東西：雪地、門板、櫃門、灶台、牆壁等等都當成了黑板。平時過日子是很節儉的，甚至舍不得點豆油燈，隻用自家種的麻籽榨點油，放在燈碗裏讓它發出一些些昏昏的光亮就可以了。在冬學中農民們卻點起了煤油燈，兩盞、三盞，把燈心撚得大大的，讓滿屋子亮堂堂的。就在這溫暖了一個冬天的橘黃色光芒裏，從前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可能已經學得能夠記簡單的帳和寫簡單的字了……老家湖北省浠水、土改時正值少年、日後做了新華社記者的楊繼繩先生回憶到：
從我親身經曆的情況來看，中國農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並親身享受到了“農家樂”：交完了公糧都是自己的，多餘的糧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飽了飯的農民，唱著歌把最好的糧食送給國家。我們這些係著紅領巾的孩子，在長長的送公糧的隊伍旁邊奔跑、雀躍，分享著大人們的快樂。（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毛澤東成了一個庇佑天下農人發家致富的神。
神龕，則是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文章、講話裏屢屢提及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普列漢諾夫說過一句名言：可以在俄國烤出社會主義大餅的麵粉，俄國的曆史還沒有磨出來。進城之前，開國之初，毛澤東也認為，能夠在中國煮出噴香的社會主義大米飯的稻穀，中國的曆史還沒有收割。社會主義要在中國開始全線進攻，也許要到共產黨人坐了天下的十五年之後，在這十五年裏，得有一個被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存在的過渡階段。
劉少奇似乎特別熱衷詮釋這一階段，並像駕著小汽車飛越黃河龍口瀑布的柯受良，有勇氣不避這一階段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大風險。他去天津，對資本家們發表了要將他們從冰封的疑慮中拖出來的著名講話，內有“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言辭，他保證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可搭夥10年至15年”，如果過早消滅了資本家，“消滅了以後，你還是要把他請來的。”他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製”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在城市裏如此，在鄉村裏亦如此。
1948年9月，他在西柏坡便說過：“單是給生產者以土地，隻是建立了領導權，還須進一步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1951年7月，他又在中南海春耦齋裏講：“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並對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製“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任務》）農民們在這來自北京、帶有濃重湘音的承諾裏，酥酥地蕩漾著自己的發家致富之夢。又伴著滾落的串串汗水，將它們撒播進腳下的黃土地、黑土地、紅土地。農民的堂屋裏，毛主席的畫像有著觀世音般大慈大悲、豐耳隆鼻的麵相；他們又離他很遠，無法觸及到他那“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心弦——總是在變，難得不變，愈是強調長久不變，愈是朝不保夕在變：
1945年，毛澤東曾向西方記者介紹，未來的新中國，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到了1948年9月，眼看蔣介石王朝已成強弩之末，即將灰飛煙滅，他便決定新生政權的性質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日程表上，早在1952年9月24日的一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當周恩來彙報完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輪廓問題與蘇聯商談的情況後，毛澤東就講了一段話，大意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劉少奇當然是個聰明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共產黨又將“資產階級”給請了回來，決心和他們“搭夥”走很長一段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時期，農村裏包產到戶，責任到田，農民們發家致富的欲望以及各級幹部勃發這欲望的欲望，恰如板結的土壤裏蚯蚓在執著地蠕動，缺水的田壟中泥鰍在叭叭地蹦達……已經證明他對新民主主義階段情有獨鍾，的確是有著某種曆史預見性的。劉少奇又不夠聰明。
為著對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垂青，以及在那幾年裏他講的諸如“剝削有功”、“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一類讓毛澤東聽起來頗為可疑的話，始終在他與毛的關係上打下了個冰冷的榫子，直至“文革”，被視為毛身邊的赫魯曉夫而遭到全麵清算。同樣出身農家的劉少奇，當然不會忽略鄉下的情況：1952年裏，五億多從未吃過飽飯的鄉下人，敞開胃袋，在這一年裏，足足多吃掉175億公斤糧食，一些地方開始有了存糧，孩子不再啼餓，老人不再歎饑。男人的臉上血色在漸漸地驅趕菜色，下體也趁機在女人的肚皮上作亂起來，51、52兩年裏，全國農村共生下四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個孩子……（參見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但劉少奇，顯然不像毛澤東一樣掄圓了雙眼，充分注意起土地改革後農村新一輪分化的現象——在北方，河北省中共滄縣地委在一份報告中稱：
“經過幾年來生產運動的開展，農業生產已有相當的恢複，有的農民已開始添置調整土地，生產逐漸上升。但也有因貧困出賣土地，生產也就隨著下降，農村的階級關係亦隨著開始了新的分化，主要表現在買賣土地上。肅寧、河間、任邱、建國等縣，1949年、1950年出賣土地的有138戶，占總戶數的10.7%，共賣出土地383.95畝，占總畝數的2.19%。從出賣土地的原因上看，河間、任邱二個典型縣調查，計出賣地戶62戶，用於蓋房子的5戶，遠地換近地的12戶，買牲口的6戶，共23戶（這些因調整生產賣地是正常現象）；因生產生活困難及喪失勞動力而賣土地者39戶，占總戶數54%。”（見《中國農報》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在南方，1953年，浙江省海寧縣政府對仲樂鄉東王村106戶農民的情況作了一次調查——
“在土改以後，由於勞動互助運動的發展，74.1%的貧農上升為中農，但因遭受天災人禍而出賣土地的貧農也有幾戶，借債的16戶（其中，中農4戶，貧農12戶），賣工的30戶（中農3戶，貧農27戶）。少數中農卻上升為富裕中農，其中有5戶放債，10戶開始雇工，買進土地的有8戶。個別中農如該鄉九龍村的中農朱榮堂，隨著經濟的上升打起六條木船，放租經商，趨向新富農。”（見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
這次調查有多大的典型性雖不得而知，但在海寧縣作了多年實證調查的張先生可以肯定，此次調查中發現的土地買賣、高利貸、雇工等現象，當時在海寧縣其他鄉也有發生，隻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當然，在部分農民眼裏，正因為現在土地可以買賣，這日子才會有奔頭。河南作家周同賓先生，他父親在土改之前用十石糧食買了別人一些地而成了中農，比起那些在土改中家徒四壁的貧農無償地得到了土地，他並不後悔：“拿糧食買來的地，種著心裏踏實；一個錢不花，人家的地就成了自己的，天下哪有這事！”土改後——
……父親最滿意的是，新社會，沒土匪，天下太平，沒捐稅，隻交公糧，公糧也不多。家中的糧囤又大了。碰巧，又有人賣地，賣四畝。那是個貧農，剛從地主那裏分來的地，地名“百石倉”，是因為那人好吃懶做，莊稼沒種成，沒錢買酒，不能度春荒，才賣的。但是，允許土地買賣。父親拿出家中的全部積蓄，又借一筆錢，買下了。父親領我去“百石倉”，他以主人的姿態，驕傲地站在地當中，久久地端詳腳下的地，一再說：“好地！好地！”我看見，他是那麼強健有力，那麼心高氣壯，仿佛即使再有一頃地他也能種好……（周同賓《土地夢》《中華文學選刊》1999年第5期）
土地私有，家庭經營，延續了千百年的傳統生產工具與傳統的農家作物，巴掌大的土地規模，雞嗉般逼仄的自然資源，男耕女織型的家庭經濟，幾乎一挑貨郎擔就可以挑起來的鄉村市場，這一切必然導致家庭之間的競爭。而且，土地有好壞，勞動力有強弱，經營是否得法，再加上若逢婚喪疾病……競爭和後者間所形成的差距，必然會產生農村中新一輪的貧富分化和土地的重新兼並。這便是曆史的邏輯。
此外，“平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作為一麵爭取平等的旗幟，具有強有力的動員、鼓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中國革命就是在這麵獵獵飛揚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平等一旦成為製度了，製度內部的平等者們爭取不平等的爭鬥，就在一片無形無味的硝煙中展開了。當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的教訓，在打倒了地主、富農的喜悅中，漸漸淡去了腦後，隻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們便要百分之二百地表現出超越他人、讓自己多一些經濟優勢的傾向，這大抵在人性上亦有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