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國民黨為自己買單
順便交代一下台灣的土地改革。
1949年10月，當大陸在禮炮的轟鳴聲和紅旗、歌聲的海洋中，歡慶一個新生的共和國時，對逃去了台灣、驚魂未定的國民黨，國際間大都冷眼向洋，袖手旁觀。跟去了台北的美國軍事代表團與華盛頓聯係，要求撤出台北。路透社、法新社在每一則有關台灣的報道中，幾乎都在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後麵加上三個字：垂死的……宛如一個年老色衰的妓女，接客前總要抹上厚厚的粉底霜，塗上豔豔的口紅。
不僅是政治上的腐敗、軍事上的潰敗，生存，也成了一個異常嚴峻的事情。島上糧食不夠，很多人三餐吃的都是紅薯稀飯，全省米產量隻有抗戰前的64%。住屏東鄉下的作家鍾理和，親眼目睹當時人民生活的赤貧與甘苦，他在日記中寫道：“鄉間死了一隻豬，人們悲慘的眼色，就似死了親生的父母，也未必如此傷心……”
一生中，有過多少倒行逆施和錯誤決策的蔣介石，至少這一次，有些像搖鵝毛扇的孔明。在國民黨逃離大陸前，他已經派麾下一員儒將陳誠去台灣任省政府主席。在此任上，陳誠主持了台灣的土地改革。一開始，陳主席就義薄雲天，斬釘截鐵：“讓佃戶和農業工人遭受地主的剝削，這不僅是一個土地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的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這個問題，那就嚴重地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穩定乃至生存……台灣必須實施土地改革是一種客觀需要，雖有萬難，不能顧及。”（陳誠《台灣土地改革》）
倘若不說這番話出自於陳誠之口，也不提到台灣，人們可能會以為，它是哪位共產黨人在作報告。共產黨和國民黨也有一致的時刻，隨著優勢者與劣勢者位置的轉移，昔日優勢者也拿起了原先劣勢者的武器——如同共產黨要拿下中國，得發動天翻地覆的土改；國民黨，要在海風天雨裏的一方孤島上站住，也必須鐵下心來土改……過去在大陸主政，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識到，土地問題，已成了國民黨身上的一隻“阿基利斯腳踵”。美國人也多次勸他打土改這張王牌。除了忙於“戡亂”、“剿匪”、抗戰、內戰，他在牌桌前坐不下來外，國民黨本身也和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1925年，國民黨中央曾決議在農村實行“二五”減租法，據說此法在很多地方不見動靜，惟有浙江當成一回事。但四年後，以張靜江為首的浙江省政府，以“二五”減租試辦後“糾紛迭起”、“有弊無利”為由，決定自本年度起暫行取消減租。減租，不過是換上一塊裝飾性的窗簾布，這窗簾最終又被拆下來；若要國民黨真的將地主老財們的地分了，豈不是要他跑回自己的老屋裏放一把大火？現在，這把火可以燒去台灣了。
海峽一過，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所有的社會聯係、宗族聯係、家庭聯係，都被茫茫的雲濤與海濤給割斷了。阿裏山下，日月潭邊，可以大公無私、勢如破竹地麵對任何一張陌生的臉。國民黨卻沒有把地主放在火上去烤的打算。與共產黨的做法明顯不同，這裏有政黨間意識形態的分野，有現實鬥爭的策略需要，但主要的，還是一個所支付的成本問題——麵對大陸遼闊、戰亂不休的土地，一個從未掌握過國家經濟命脈、也無任何外援，窮得一直將“紅米飯，南瓜湯，金絲草，軟又香”編進歌裏唱，以激勵自己隊伍的共產黨，用革命的方式來對付地主，大約所支付的成本最小，反過來說，也就是所收獲的最大；
中國版圖上，台灣，不過是鑽到大陸這隻報曉的金雞腹下的一粒花生米。島上的阡陌田畝大抵是明晰的，在南京準確地殺人、在東北準確地進行細菌實驗的日本人，從台灣撤走後，也留下了較為準確的土地檔案。此外，這裏還存在七八十年代台灣在吹噓自己經濟起飛奇跡時竭力想回避掉的一個事實——被稱之為台灣版《河殤》的《讓我們一同走過從前》裏承認，為“將台灣建成複興基地的準備工作，省主席陳誠與上海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聯絡好，趁黑夜將120萬兩黃金運來台北。再加上蔣經國、徐柏園，也搶運了部分黃金來台，後來在穩定台灣金融上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