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位哲學家。如同他的心弦變是長久的，不變是暫時的，他洞見農村中平等是暫時的，不平等是長久的。列寧稱這種新的不平等，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則常常將此稱為“階級鬥爭”，並且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下，為維持中國社會製度化的平等，為挑戰那總像蟬蟲一樣要攀上高枝去承接更多風露的人性，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愈近暮年，愈是如此。最終，“文革”使民族蒙上一場千古未見的浩劫外，也使他頗有幾分像希臘神話裏那個要推巨石上山頂的大力神西緒弗斯，獲得了悲愴的失敗……
但是，早有論者注意到，土改之後，毛澤東日益為農村中新一輪的分化而憂慮重重，並非僅僅因為他不懈地追求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或是他對於在分化中一部分再度被拋向了窘困境地的農民滿懷著同情。
更讓毛澤東阢隉不安的是，在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也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3000億斤的9.3%、堪稱是一個大豐收年的1952年之後，中國的不少城市卻為缺糧所困擾，到了1953年夏季，國庫存糧已經所剩無幾，各級政府聲嘶力竭號召厲行節約，但也隻夠城裏人維持兩個月。雖然還有田間小麥尚可指望，但這個夏季，長江流域洪水肆虐為百年罕見，夏糧的減產已成定局。糧食部於6月2日呈報中央，經濟專家和各省巨頭齊集北京會商對策。對策沒有拿出，拿出的隻是一個“形勢嚴峻，難以為繼”的結論……
毛澤東的案頭上，告急的報告還在紛至遝來。從1953年7月1日開始的一個新的糧食年度裏，京、津二市原本需要15億斤小麥，可是收上來的隻有10億斤，而且從7月1日開始，三個月裏已賣掉5億多斤，尚剩下的4億多斤，卻要維持此後九個月的生計。9月4日，令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私商在探得政府的焦頭爛額之後，麇集一處火上加油，在兩個小時內，把除去倉庫裏的糧食統統買去。他們還想斷後，又蜂擁至徐州，搶購剛剛收上來的黃豆，一個叫王雨農的家夥，一個人便買去50萬斤……堂堂一國之都，那開國隆隆的禮炮聲，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宣告，還回蕩在耳邊，現在卻有可能站不起來了，不是被明火執仗的敵人，卻是被一場糧荒所打倒。北京急電東北，需調42億斤糧食火速進關，素有“糧倉”之譽的東北三省，因為也局部受災了，答複是隻能調集14億斤，而且不知何時才能啟程。情勢如箭在弦上，城門失火！
建國後好幾次如此，倘若中國人大抵能囫圇圓肚子了，中國準要搞運動，這時毛澤東不會在意陳雲在哪方地界做閑雲野鶴；倘若中國的經濟被運動踢騰得露出了腳趾，毛準會想起陳雲同誌來，並召他回來，在中國的馬路牙子上“補鞋”。這回便是這樣，身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此刻正拖著多病之軀在南方養病的陳雲，受毛電召，於7月中旬火急火燎趕回了北京……誠然，造成糧食匱缺的局麵，有著諸多的原因。
如農民放開了肚皮吃，1953年秋天，薄一波在華北作了十幾天的調查，他發現，過去山區農民一年隻能吃上約十頓的白麵，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到四、五頓，麵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還有，由於發展工業的需要，城鎮人口大量增加，除自然增長的以外，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昔日他們是糧食的生產者，現在他們是糧食的消費者。此外，還有天災的影響，以及私商們囤積居奇，待價而沽，與國家明中暗裏鬥法……最重要的，仍然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所麵對的一個老問題：
過去城市被供給的環節是這樣的，即地主通過租契將農民的糧食集中後，按照國家下達的賦稅之數或商業的渠道，運到城市裏。革命勝利之後，隨著地主階級的消滅，這個供給環節的鏈條砰然斷落，農民收了糧食，除了少數的公糧外，全部成了自己的。一方麵，農民總想將更多的糧食存在自己的糧囤裏，如同地主總想把更多的土地集中在自己的名下。在他們眼裏，這是一條載著他們渡過各種危機、並駛向發家致富彼岸的方舟。過去沒有這條方舟的農民，一旦有了它，他們對於糧食的嗬護更為精心，必要時，他們會在一番堅壁清野後，裝出一副灶冷鍋涼、可憐巴巴的模樣……另一方麵，昔日鄉村社會的結構性階級——地主，日益變成抽去了骨頭的軟體動物，國家尚沒有一個有效且強力的組織，對農民的生產活動進行全程的督促、監管，並讓他們將所收獲的糧食，按照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老老實實地交出或賣出足夠的數量。眼下，與農民打交道的，隻是蝗蟲一樣密密麻麻活動於集鎮與鄉村之間的上百萬糧販子，後者又像蝗蟲一樣在瘋狂吞噬共和國幼小的身架。農民卻樂意把糧食賣給他們，因為他們給出的價格，高於國家征收的商品糧的價格。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全國農民共賣出糧食348億斤，其中，國家和供銷社隻收購到近70%，私商則收購到了30%。眼看一座座正在大出血的城市，毛澤東顯然對列寧當年派出由武裝的工人組成的糧食征集隊下鄉，多了一層理解。僅僅在土地改革結束一年之後，對當年用血肉之軀，還用獨輪車和扁擔，將中國革命推進了城市的農民，毛澤東的看法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當年10月2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詳細分析了糧食購銷的嚴峻形勢，對八個方案的可行性逐個作了說明。他說：
我這個人不屬於“激烈派”，總是希望抵抗少一點。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麵是“黑色炸藥”，後麵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方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夥。（《陳雲文選》1949——1956年）
毛澤東深深地為陳雲的話所震動，在會議最後，他講到：
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麵；
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開始忘記了；
這也是要打一仗，一麵對付出糧的，一麵對付吃糧的，不能打無準備之仗，要充分準備，緊急動員……（以上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在陳雲擬出的八個方案裏，中央政治局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其中最為嚴厲的一個方案——統購統銷。
所謂統購，即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收購的糧種、收購價格和計劃收購的分配數字，將餘糧售給國家。糧種和價格由中央統一規定。價格的規定，大體維持在當時城市出售價格的基礎上，以不賠不賺為原則，並須長期固定，以打消農民囤糧待漲的心理。
所謂統銷，即城市居民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數量、品種和價格購買糧食，其配給之數量，因人的性別、年齡、職業以及居住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當時城鎮居民大約組成了五千萬戶家庭，每戶均有一個購糧本，憑本方能取得糧票。
糧票此後又傳宗接代牽蔓扯藤，扯出了更多的票證：油票、布票、肉票、餅票、豆幹票、糖票、煙票、酒票、煤球票、火柴票、肥皂票、工業券……頭上紛揚著五顏六色票證的大雪，每一個城裏人舉步維艱，動輒掏票。無票，你就要餓死凍死，回到穴居時代；有票，你也不可能歡蹦亂跳，活色生香。這場將老百姓維持在最低生活水準的大雪，一直下了22年之久，大雪之中，則是政府高度膨脹了的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無所不服的權力。
統銷中還有這一條，在農村，倘若農民由於荒年或者國家征購過多，而造成糧食難以為繼，政府會在核準之後，酌情提取國庫存糧返銷給農民。政府是強大的，當時鄉下多達一億一千萬農戶也是強大的。
農民如果不強大，便不會在1953年那華燈齊放、焰火飛升的國慶之夜，逼得共和國的最高領導者們放棄了與民同樂——天安門城樓下是一片浩瀚的歌濤舞潮，城樓上緊關上門的一個會客廳裏，他們麵容凝重，神情峻切，討論如何渡過眼下的糧食危機……倘若不能將農民的強大關進籠子裏，政府的強大就成了空中樓閣。
合作化在中國的問世，便是必然的了。
不管數以億計的農民分布如何分散，自然條件各有不同，有著怎樣的地域文化傳統，統統都可以裝進合作化這個籠子裏。喜歡藏藏掖掖、頗有幾分狡黠的農民，無論是他們的生產過程，還是每一戶收成的多寡欠豐，一切都變得透明起來。合作化隻有一個出口，國家隻需拎些麻袋來，靠著這出口，等著傾泄出金躍玉濺的瀑布。這籠子隨時局更遷，不斷變化著名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每變一回，籠子就收縮幾分，籠子的出口，則大了幾分……沒有合作化，就無法實施統購統銷。
同樣，沒有合作化，就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遙想當年，無論是英吉利、法蘭西，還是後起之秀的美利堅，大約我們的祖上，在金碧輝煌的皇宮裏為皇上端出十八盤大菜、二十九道細點時，他們的祖上，還在用毛茸茸的大手抓肉吃。然而，近百年來，他們無不在工業化的丹爐裏成了精，並讓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我華夏民族文明蒙羞，江山破碎，國脈懸如累卵。清末以後，多少仁人誌士為中國的工業化奔走呼號，篳路藍縷，但在經久不息的動亂與憂患中催生工業化，如同在宮廷幕幃後埋有刀光劍影時發動政變，隻能流產，隻能悲歎。
中國終於有了一個純金般寶貴的和平年代，從來“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毛澤東，怎會不將那張連天安門廣場上也插滿煙筒的工業化藍圖，從菊香書屋的牆上揭下來，以鋪滿神州大地？
中國揭下來的，卻是斯大林模式。它的強烈表征是，犧牲農業和直接的消費需求，以支持工業的迅速增長。發展的資金主要由農業部門和通過抑製消費而獲得。工業的增長，而不是農業的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理解為提高國力的先決條件，以便捍衛國家的主權並贏得平等的國際地位。
農民們可以壓上上百斤、幾百斤的老皮粗礪的肩上，卻不會去挑遠離他們百裏、千裏之外的所謂“工業化”的責任。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一輩子都沒有進過縣城，他們不可能有國家眼光。農民們接受過的最新說教，是革命勝利前動員他們起來參戰或者支前的、頗有效率的那套東西，它讓他們覺得，腳下有了一條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此後，他們可能進城裏，而且與城裏人平起平坐。但工業化的結局是，城裏人拉屎，他們掏糞。城裏人是大爺，他們是孫子，仍然背朝天刨著那片故土，含辛茹苦，父去子繼，數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城裏人的“剝削”……如同惟有合作化才能讓農民老老實實地交出糧食；
也惟有這個不但厄住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最後還讓他們性靈上的一片聰慧、狡黠，統統變成了一床自怨自艾的爛棉絮的籠子，才能讓嵯峨群山下世代相傳揭竿而起的故事的鄉村，垂下它那桀驁不馴的頭顱。
1953年12月，是統購統銷政策正式執行的日子，隨即，中共中央通過了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一年以前，毛澤東已經將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日程表，提前為由即時開始的十年到十五年。一年之後，他又一腳將油門踩到底，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便宣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可以向“資本主義”發動全線進攻！他打碎了新民主主義的這一神龕，卻不想打碎億萬農民對他的敬仰。
那像傳家寶一樣壓進箱底的土地證，頃刻間成了一張廢紙。剛分到手的那會兒，常常夜半醒來也跑去抓回一把熱土才覺睡覺踏實的土地，不過兩、三年後又收了回去……隨著新民主主義階段成了蒼天下一痕漸行漸遠的鳶影，農民們發家致富那魚鰭般活潑潑在夢中劃遊的憧憬，卻可能成為一具黑洞洞的被剖開的魚腹。但是，從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各級報刊，到作家李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條路》，都在向農民莊嚴保證：共產黨並不反對富裕，但少數人的富裕，隻會建立在多數人的貧困上。
11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領導農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的社論裏便透露，在河南省的16個村莊，那裏的3753個農戶當中，已經有185戶在出賣土地。該社論字裏行間，溢透著對農民生存、生產方式的同情與關切，內稱：小農經濟必然會造成一些農民會重新陷於貧困。以目前每個農民平均隻有三畝多地的規模來說，既不能利用機械，又不能大修水利，為了自家各種需要，還得在這彈丸之地種上好幾樣作物。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便能增加一些產量，也是緩慢的……相比之下，惟有合作化是“使全體農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