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戰爭狀態
序
平等一旦成為製度了，製度內部的平等者們爭取不平等的爭鬥，就在一片無形無味的硝煙中展開了。當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的教訓，在打倒了地主富農的喜悅中，漸漸淡去了腦後，隻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們便要百分之二百地表現出超越他人、讓自己多一些經濟優勢的傾向。
眼看一座座正在大出血的城市，毛澤東顯然對列寧當年派出由武裝的工人組成的糧食征集隊下鄉，多了一層理解。僅僅在土地改革結束一年之後，對當年用血肉之軀，還用獨輪車和扁擔，將中國革命推進了城市的農民，毛澤東的看法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一邊是不可能理直似竹，氣壯如牛，一邊又必須理直似竹，氣壯如牛，心理上便不免磕磕碰碰起來，或者說心口有些發虛，給人的感覺是過於敏感，過於惕懼，乃至表現得有點歇斯底裏……
劉少奇富有在政治懸崖邊悄然退卻的經驗，但對毛提速進入社會主義的決策，他也漸漸口服心服。其實，細想想，早點見到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呢，難道一定要搞上二三十年新民主主義，非等到我們第一代的共產黨人，都雞皮鶴發、齒動牙搖，或者魂歸馬克思那裏，再去搞社會主義嗎？
無論是合作化，還是工業化，都必須實行計劃經濟。而蘇聯的曆史已經證明，當社會主義披上了計劃經濟的鐵甲之後，這個巨漢必然要舉起一把鋒光閃閃的劍——階級鬥爭。
僅有上麵還不行。楚王好細腰，還得全國婦女風靡健美操跳舞毯、開展減肥運動才行。在感覺時尚、窺探風向上，下麵曆來有人有著幾乎與生俱來的敏銳。
溫度日益升高，讓人們一下有明顯感覺的那一年，是1962年。這一年裏，毛澤東在北戴河畔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階級鬥爭之劍一旦高舉，作為喉舌，所有的宣傳機器便汗雨滔滔，忙不迭地要把全國人民拋進風聲鶴唳之中。文藝界，在有讓毛主席看成了“裴多菲俱樂部”裏的人和事外，也有好同誌傾其全副心血，讓老百姓抬起頭來便見杯弓蛇影！
在所有妖魔化的作品中，堪稱是一項宏大的社會係統工程，和一個作為階級鬥爭年代標誌性文化景觀的，大約惟有位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的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了。
1962年以後，在中國，純潔，被階級鬥爭賦予了新的涵義，意味著政治上的清洗了。社會上已經普遍這樣叫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被統稱為“四類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為“五類分子”。
一般來說，在“四清運動”之後，農村幹部和農民對於地主、富農的看法有了變化，即地主、富農，在為曆史而贖罪外，還有著現實的危險性，他們得為現實的危險性付出更大的代價。
是否可以說，在中國反“猶太”的風潮中，地主、富農——這批非種族低劣而是階級出身低劣的“猶太”，已經成功地被從社會生活中“純潔”出來，關進了一個無形的卻是巨大的集中營……
“文革”前的中國，幾乎在涉及到人們進退、升降、榮辱等生存方式的所有方麵，出身，均成了一部分人望而卻步的幽深絕壁，另一部分人怡情養性的椰風擋不住的海灘。成分，已是一部分人的“黑色星期一”，另一部分人的“快樂大本營”。
對一切非勞動人民子弟的普遍政治壓力，尤其是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六十年代以後，構成了全社會革命文化氛圍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一革命文化氛圍中，多少“五類分子”子女，變得謙恭、委瑣，變得決絕、冷酷，變成哀莫大於心死，或者變成滿口革命辭藻、筆下動輒毛主席語錄……在公開的一麵外，他們的內心，還一定深藏著另一麵。就是在這令人格分裂、人性扭曲的兩重性下，他們度過了無比灰暗的青少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