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敗退台灣前後，共從大陸盜走本屬於全中國四億人民的黃金297萬兩，銀元1640萬元，另有1537多萬美元，運去美國，存入美國聯邦銀行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戶頭。當解放軍的士兵，潮水般歡樂地衝進了南京的偽總統府時，國庫裏卻空空如也。共產黨趕跑了國民黨，勝利者可謂兩袖清風，而逃犯卻腰纏萬貫……國民黨選擇了贖買的方式來搞土地改革。或者說，台灣的地主，沒有被烤魚烤肉似地被烤幹，相反，這把火是文火，他們徐徐地喝著國民黨用文火煲出來的高湯。土改，分為了三個步驟——
1949年4月，頒布《台灣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條例》，實行“三七五”減租，即規定地租額，最高不得超過出租地正產品全年收獲量的37.5%；
1951年6月，頒布《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沒收的“公地”的所有權，轉移為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所有；
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出台。4月，又頒布《實現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每戶地主可保留水田3甲或旱地6甲（一甲相當於0.97公頃），超過部分由政府出麵征購，轉售給“現耕農民”。一方麵，政府以低利率貸款給農民買地，另一方麵，政府又以工業公司的股票和債券，換取地主超過部分的土地。
台灣地主的很多土地，是由他們的先人在拓墾時期篳路藍縷、充任“墾首”、“墾號”而來，已經傳了幾百年。一旦要放棄，即使桌上有一迭迭花花綠綠的股票、債券放著，他們也有和滿是祖宗的血汗與骨殖的曆史相剝離的感覺。時任省糧食局長的李連春，每個星期六、星期天，都到各地農村去遊說，僅擁有500公頃土地的台中一林姓大族，李在跑了三趟後，對方才表示可以商量。現擔任台灣“海基會”董事長的辜振甫先生，那時隻有三十幾歲，也常常在鄉間土路的揚塵與泥水裏奔走，勸導鄉親們交出地契……雖然找的人家“階級”不同，李、辜先上門的是地主，《暴風驟雨》裏，蕭祥隊長先上門的是貧雇農，但兩者的激情與熱情，同樣可化昆侖之雪，湧日月潭之波。
在一條條如簧之舌水泄不通地包圍下，台灣先後有七萬地主，在不無茫然不無痛苦地當上工廠、公司股東的同時，他們的土地資本頗為順利地變成了工商資本，這正是台灣工業化起點。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原本幾乎成了一隻破軍皮靴、打算扔去南中國海的台灣，一下有了不沉的航空母艦的意義。美國軍援和其他物質潮水般地湧入，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後某些產業向台灣等地轉移；以及有了自耕田的農民，很快使台灣的農業生產年平均增長4%，幾年後，島上不但不缺糧了，而且大米還外銷，農民日愈增強對工業品的購買力，台灣的工業，才擁有了起飛的跑道……若幹年後，架起了金絲眼鏡、穿起筆挺的西裝，坐在小車上像鰻魚一樣倏忽來去的前地主老財們，終於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貌似慷慨大方、為土地改革買單的國民黨，實際上是在為它自己的前途買單。一個苟延殘喘、每一天都得靠打“反攻複國”的強心針維持的政治勢力，一夥在島上沒有任何基礎、土客界限分得煞是清楚的外省人，通過土地改革，居然生存下來了。而且，其頹唐、悲涼的氣息漸漸消去，到了六十年代，真有心機與體力，趁月黑風高之夜，在我東南沿海蠢蠢欲動；
而到了滿臉紅光、一看就知道十分注意保養的李登輝這裏，踩在近千億美元的外彙儲備之上，更以為堪與華夏巨人比肩，蚍蜉撼樹，居然說出：兩岸之間，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蔣介石父子，比起前地主老財們多了一層精明。
在《讓我們一同走過從前》一片裏，當講到土地改革驅動了台灣工業的起步時，緊接著的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中產階級就是這個時候誕生的，而中產階級，是台灣對抗共產主義登陸的中堅力量……這對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父子，卻又在此處失算了！
他們沒有料到，日後給台灣的福祉壓上了一片濃重陰影，也終於將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扔進了一團團熊熊火光的，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台獨”分裂勢力，以及怎麼看怎麼像日本人嘴臉的李登輝……遙望今日之島上，他們的在天之靈，一定有深深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