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手裏，都握著一把無形的刀子，順應潮流者，那凜然的刀鋒，便向自己的階級出身戳去，向不但撫養自己成人，而且可能還在茹辛嚼苦的日子裏卻為兒女、弟妹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父母、兄姐們戳去；若是敢逆潮流而為，公開表示某種質疑，或者批評其負麵的東西，那刀子便會跳起來，狂犬一般轉頭，狠狠地咬自己一口……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的第一坎，無論怎樣做，對於他們都是劇痛的。
但後一種可能性，在中國幾乎等於零。在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腐朽的專製統治，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的目標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是完全一致的。否則，就不會在國統區裏長期存在一條主要由前者衝鋒陷陣的、讓蔣介石坐臥不寧、更使他日漸臭名昭著的“第二戰線”。他們背地裏質疑，或是說有些“不合時宜”的想法，隻是對在土改中已經初見端倪的極左傾向。這便有些像“革命的海燕”--高爾基了，在要不要革命這個問題上，他與布爾什維克們毫無歧見，但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上，兩者間卻大相徑庭。
在十月革命前後俄國那些天崩地坼的日子裏，高爾基在《新生活報》上發表了大量不合時宜的文字。他說得最為直接的一番話是--
我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無產階級沒有戰勝任何東西，沒有戰勝任何人。正像過去，當警察牢牢地卡住無產階級的脖子時，它沒有戰勝一樣；現在，當無產階級卡住了資產階級的脖子時，資產階級也沒有被戰勝。思想是無法用肉體上的暴力手段戰勝的。勝利者通常是寬宏大量的……無產階級並不寬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應在國內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這顯然是在公開斥責布爾什維克--除了以血洗血，以牙還牙，不知道在大地上構建其他的風景，來歡呼工農階級的翻身解放，標識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高爾基並對此斷言：
這是一個很壞的征兆，這說明在俄國隻實現了物質力量的轉移，但是這種轉移並沒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長。--（以上均見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中國卻不會有高爾基出現，其原因，不僅僅是中國少了列寧這樣的領袖人物。
高爾基毫不遮遮掩掩地公開稱列寧為“具有‘領袖’的所有品質”，並“具有這一角色所必須的無道德和對待人民群眾的生命的老爺式的無情態度”。列寧待高爾基，卻可能是既珍重他，如冬宮裏流光閃閃的銀餐具；又對他的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如總吵著家裏的飯菜不好吃要上館子去吃的孩子。比較之下，毛澤東從來鄙薄文人，卻又將文人看得“重於泰山”，一篇小說，一本書，居然也會亂黨誤國……中國的知識界，極少公開的“不合時宜”的聲音，在1957年以後的媒體裏，更是一律嫻熟地跳著國標舞。如同咱們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實最體諒、最容易遺忘不幸與苦難最容易滿足進步與幸福的老百姓，咱們的知識分子亦是世界上最能與上級保持一致最自覺地把握輿論導向、積極地以主旋律去感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知識分子。
在土改時期的報紙、雜誌上，後人看到的，在知識分子們的筆下，都是一片必要、穩妥的正麵景象，倒是那幾年官方的檔案和毛澤東的文稿裏，有披露這正麵景象下眾多的非正麵的真實。在有了近半個世紀的距離，使得現在我們可能有了長程的大曆史眼光之後，再看這些多如牛毛的文字，我們便會察覺--正是在對地主、富農作為政治上的一個敵對階級被打倒在地的一片讚同聲裏，絕大多數出身於這個階級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開始萌生政治上的原罪感，像是鍾鳴鼎食之家裏，老爺與丫頭生出來的一個私生子，或是已經沒了家園，薄暮時分揣著十二分的小心，一一敲人家門，乞求借宿的破落戶；也正是在對工農幹部、農民階級的一片無條件頌揚聲中，知識分子得以存在的某種文化背景，開始搖搖晃晃，恰如大風中的一扇破門；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亦似時下充滿投機氣息的大陸股市，在大戶常常突襲般地出貨、散戶一片深度套牢叫苦不迭之中，成交量急劇地萎縮……在湖南嶽陽參加土改的蕭乾先生，回到京城，寫下了《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內有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