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我們主要要加以批駁的問題。把一個大規模的進攻與一個幾何學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就陷入了錯誤的理論體係。
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經指出，幾何要素在戰略上不比在戰術上那樣有用。在這裏，我們重複一下結論：值得重視的是各個地點上實際上取得的勝利，而不是各個勝利逐漸形成的幾何形式，在進攻中特別是這樣。
在戰略的廣闊範圍內，各個部分的幾何位置當然應完全由最高統帥來考慮與決定，任何次一級的指揮官都無權過問他的友鄰部隊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他隻能依據指示無條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標，這在任何場合都是確定不移的。假如由於這個原因引起了嚴重的不協調，那麼，上級常常是可以及時采取補救辦法的。因此，分散活動所產生的主要弊病是可避免的，這個主要弊病就是：影響事件進程的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許多疑慮和推測，每個偶然事件不但影響到同它直接有關的那個部分，而且同時影響整體，次一級指揮官個人的弱點和個人的敵愾心具有著過於寬廣的活動餘地。
我們認為，隻有當人們還沒充分地。認真地研究過戰史，沒有把重要的與不重要的事物區分開，沒有估計到人的弱點的全部影響的時候，才會認為上述看法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經驗的人都會承認，要在分成幾個縱隊進攻時僅依靠各個部分的步伐一致來取得勝利，在戰術範圍就已經極為困難，那麼，在各支軍隊的距離要大得多的戰略範圍內，就更困難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假如各個部分經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那麼，分兵進行的戰略進攻就應該完全予以否定。可是，我們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這樣的進攻，因為我們無法給以改變的情況很可能迫使我們采取這樣的進攻，另一方麵，即使在戰術上，各個部分在作戰過程中經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於在戰略上，如上麵所說，就更沒有必要了。因此，在戰略範圍，更加沒有必要去重視各部分經常保持步伐一致的問題，更應該堅持給各個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務。
在這裏，我們對如何適當地分配任務還要作上一點重要的補充。
１７９３年與１７９４年，奧地利軍隊的主力在尼德蘭，普魯士軍隊的主力在上萊茵地區。奧軍從維也納開往孔代和伐郎興時，在路上曾經同由柏林出發到蘭道去的普軍交叉而過。奧地利在尼德蘭雖然可以防禦它的比利時各省，而且還可以去占領法屬弗郎德勒，但是，這些利益在當時並不是主要的。在考尼茨侯爵死後，奧地利大臣土古特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棄了尼德蘭。的確，奧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爾薩斯幾乎要遠一倍，在兵力受到嚴格限製，全都要靠現金維持的時代，他這樣做決不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顯然還抱有著另外的意圖，他想把尼德蘭置於危急的境地，從而迫使同尼德蘭和下萊茵地區的防禦利害攸關的國家作出更大的努力。可是他失算了，因為當時的普魯士政府是絕對不會上當的。不管怎麼說，這件事情的過程始終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對於戰爭進程所起到的影響。
普魯士在阿爾薩斯沒有什麼要防禦的，也沒有什麼要奪取的。１７９２年，普軍曾在騎士精神的驅使下經過洛林向香檳進軍，可是，當形勢對這次進軍不利時，普魯士繼續作戰的興趣就隻剩下一半了。倘若普軍是在尼德蘭，它們同荷蘭是有直接聯係的，它們幾乎可以把荷蘭看作是自己的國土，因為普魯士曾在１７８７年征服過荷蘭。普軍在尼德蘭就可以掩護下萊菌地區，從而也就掩護了普魯士王國最靠近戰區的那部分國土。同時，普魯士在這裏就可以得到英國的資助，它們之間的同盟關係還可以比較鞏固，就不致那麼容易地變成普魯士政府的詭計。
因此，如果奧軍主力都配置在上萊茵地區，普軍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蘭，而奧軍在尼德蘭隻留下一個普通的軍，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１８１４年，假如用巴爾克來將軍代替敢作敢為的布留赫爾來統率著西裏西亞軍團，而讓布留赫爾留在主軍中受施瓦爾岑堡的指揮，那麼，這一戰局或許就徹底失敗了。
在七年戰爭中，若敢作敢為的勞東的戰區不是在普魯士王國最堅固的地區西裏西亞，而是在帝國軍隊的地區內，那麼，整個戰爭的情況也許就完全不同了。為了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我們須把下列幾種不同的情況根據其特點予以區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