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述觀點，我們決不會認為，在向前推進的同時應該經常注意建立相應的戰區，即應該使兩者保持平衡，與此相反，我們認為向前推進所產生的不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隻有我們繼續前進已沒有希望取得勝利時，注意避免這種不利才會是值得的。
拿破侖１８１２年的例子遠沒有使我們懷疑這個論斷，反而使我們更加堅信這一觀點。
拿破侖的這次戰局所以失敗，不像一般輿論所說的那樣，是能真正被征服的國家，至少用現在歐洲各國的軍隊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侖為此目的而統率的五十萬人是征服不了的。如俄國這樣的國家，隻有利用它本身的弱點和內部的分裂才能令它屈服。為了打擊這個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須要震撼這個國家的心髒。拿破侖隻有通過強有力的打擊到達莫斯科，才會有希望動搖俄國政府的勇氣以及人民的忠誠及堅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這是他在這次戰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的合理的目標。
他統率其主力向俄軍主力進攻，俄軍主力倉惶地退卻，經過德裏薩營壘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來。他還迫使巴格拉齊昂隨主力一起退卻，並且打敗了這兩支軍隊，占領了莫斯科。在這裏他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過去也隻是采用了這種打法才成了歐洲的統治者，而且隻有采用這種打法他才能成為歐洲的統治者。
所以，凡是讚揚拿破侖在過去曆次戰局中是最偉大的統帥的人，在這次戰局裏不應該指責他。
根據事件的結果來評論這個事件是可以的，因為結果正是對事件的最好的批判，但是單純根據結果所作的評論不應該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現。找出了一次戰局失敗的原因並不等於對這次戰局進行了批判。也隻有證明了統帥沒有預先看到這些失敗的原因，或證明了他忽視這些原因是不應該的，才可說是進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責這位統帥。
我們認為，在１８１２年的戰局中誰要是僅僅由於遭到巨大的還擊就以為進行這次戰局是荒謬的，假使這次戰局取得勝利的結果，他又認為這次戰局是最為卓越的行動，那麼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侖真的像大多數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樣在立陶宛停頓下來，以便能首先確保要塞，那麼，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轉入了可悲的防禦。這時，這些人恐怕又會首先喊叫起來：這不是從前的拿破侖了！曾通過奧斯特裏茨和弗裏德蘭的勝利在敵國最後一座城牆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侖，在這裏怎麼會連一次主力會戰也沒有進行呢？他怎麼會猶豫不決，沒有占領敵國首都——那個沒有設防的。並準備棄守的莫斯科，而讓這個核心存在下去，令新的抵抗力量能夠向這個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機擺在他的麵前，襲擊這個遠方的巨人，就像襲擊一個鄰近的城市一樣，或像腓特烈大帝襲擊又小又近的西裏西亞一樣，而他卻沒利用好這個有利條件，在勝利的途中停頓下來，難道是凶神絆住了他的雙腳嗎？——這些人恐怕就會這樣子來進行評論了，因為多數批判者的評論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我們認為１８１２年的戰局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俄國政府是鞏固的，人民也是忠誠的。堅定的，即，是因為這次戰局不可能成功。或許進行這次戰局本身就是拿破侖的錯誤；至少結果表明他估計錯了。我們認為，假如他要追求這樣的目標，那麼，恐怕基本上就隻能采取此種打法。
拿破侖在東方沒有像他在西方那樣進行長期的。代價很大的防禦戰，而是采用了達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膽的打擊，迫使驚慌失措的敵人媾和。這種情況下，他可能遭到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是他在這次賭博中所下的賭注，是實現巨大的希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他的軍隊損失過大是他的過錯，那麼，這種過錯並不在於前進太遠，而在於戰局開始得實在太遲了，在於采取了浪費人力的戰術，在於對軍隊的給養和退卻路線考慮得相當不夠，最後，還在於從莫斯科退卻的時間晚了一點。
俄軍為了徹底阻止拿破侖退卻曾先敵趕到了別烈津河，這並不能作為有力的論據來反駁我們的觀點。理由如下。第一。這一點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斷敵人的退路是多麼困難，在最不利的情況下被切斷退路的敵軍最後還是開辟了退路，當然，俄軍的這個行動的確擴大了拿破侖的失敗，可並不是拿破侖失敗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夠用來擴大敵人的失敗的地形條件是不多的，假如沒有橫亙在大道前麵的別烈津河的沼澤地，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難，要切斷法軍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為了防止退路被敵人切斷，隻有讓自己的軍隊在一定的寬度上前進，這種辦法很早以前我們就駁斥過了。人們如果采用這種辦法，讓中央的部隊向前推進，用左右兩側的部隊進行掩護，那麼，某一側的部隊的任何一次失利，都會逼使前進較快的中央部隊急速回過頭來，在這種情況下，進攻還會帶來什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