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有限的局部，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疑為之注人了某種潛在的文化特質。實際上，隨著這些名人影響的擴大，德州文壇的雪球也越滾越大，這不僅表現在像李東陽、於慎行、高風翰這樣的一批文學大師的陸續到來，更表現在很快形成了德州地方的文人群體，先後出現了邢侗、謝方山、盧見曾、紀曉嵐、田雯、孫勘、董思凝、崔旭等一批文壇高手並較好地實現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接。直到今天，我們捧讀邢侗的《來禽館集》、謝方山的《杏林詩集》、田雯的《山蓮詩選》、崔旭的《念堂小草》等等，仍然感覺到空山靈雨般的清新與悠長，而這正是德州曆史上的文人個性的真實記錄。
召喚蒼生覺醒的民族洞簫。古老的運河像長笛，更像洞簫，在吹奏雄壯激越之音的同時，也常常演奏出悲涼悠遠的哀歌。
當隋煬帝為修築大運河極其殘酷地把大批農民驅趕到難以忍受的人生極限時，一曲由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領唱的壯歌在德州的古運河畔奏響了。那是隋大業七年…口），漳南（今武城）勇士孫安祖因拒絕當兵，被縣官笞辱，得到本縣豪俠竇建德的助力，聚眾數百人，人高雞泊起義，並自稱將軍，率眾到鄺城（今夏津）投奔農民起義軍高士達部。任俠重義、才力過人的竇建德，很快顯示出超人的將帥之才，率13：：兵連克數郡，並在河北樂壽（今獻縣境內）建都，後又移都郝城，自稱夏王，改元五風。隋場帝被殺後，竇建德又引兵討殺宇文化及，並斬其首。然後又遷使朝拜越王侗，侗廢後，竇建德開始稱帝，並自立國號夏。這是中國農民起義軍試圖建立自己政權的一次嚐試。雖然後來由於秦王李世民的鎮壓歸於失敗，但它卻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漕運製度繁榮了運河兩岸的經濟，加速了沿岸重鎮的城市化，但也嚴重地加大了農民負擔。特別是清朝中葉以後，吏治的**與漕運體製的內部矛盾糾合在一起，幾令農民苦不堪言。這其中，既有州縣征漕各種加派及官吏胥役對幫船運丁的貪索，更有在征漕過程中浮收與勒索、折扣農民的無情剝奪。乾隆中葉曾任兩淮鹽運使的德州人盧見曾就是因為鹽務舞弊案而被處以絞刑的。光緒《漕運全書》第81卷中，記載著嘉慶十二年禦使紀產博的一道奏折，是這樣描述的：民米到倉，雖潔淨幹圓，記書總嫌米醜，及再換米，刁難如故。退還數次，或願六扣和七扣，而淋尖撒地踢斛抄盤，一石之米又去其半。到了道光二年，情況更加糟糕，許多地方竟實行了將零作整的辦法多收米糧，即農民有地一畝以上，哪怕是多出一厘，也要作二畝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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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雖然在曆史上對經濟發展起過重要作用，但隨著後期政治的**，漕官貪汙的積弊日深，至使農民無力支撐，抗糧抗漕事件接連發生，鹹豐十一年，樂陵、慶雲一帶荒旱欠收，官府仍橫征暴斂。樂陵縣鄭廟村農民鄭傅忍無可忍。發動2000多人高喊著免糧減稅，嚴懲貪官汙吏的口號衝進縣衙，迫使縣令任天紅答應免糧減稅，並布告全縣。《皇朝文獻通考》第三卷中還記載：山東陵縣，同治年間農民爆發抗漕運動。……如侯家莊之侯登亭，糾連十八莊，聚眾抗糧。道光十三年，商河縣也發生了農民鐵世傑聯合村農民合力抗漕事件。運河兩岸農民反抗清王朝暴政的鬥爭，說明漕運作為清王朝經濟構成的一個部分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