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孫子兵法》一書具有巨大的軍事學術價值和崇高的曆史地位，後世兵家對它的肯定和讚譽史不絕書。早在三國時期，曹操在《孫子注序》中曾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對《孫子兵法》更是推崇備至，據《李衛公問對》記載，他曾由衷讚歎：“深乎，孫氏之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宋代人對《孫子兵法》予以高度評價的，更不在少數。如蘇洵認為：“《孫子兵法》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辭約而義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矣。”（《嘉祐集·孫武論》）陳直中在《孫子發微》中也說：“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者未有過孫子者。”戴望溪評《孫子》，有雲：“孫武之書十三篇，眾家之說備矣。奇正、虛實、強弱、眾寡、饑飽、勞逸、彼己、主客之情狀，與夫山澤、水陸之陣，戰守攻圍之法，無不盡也。微妙深密，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將鑒論斷·孫武》）
明代茅元儀在《武備誌·兵訣評序》中指出：“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孫子兵法》在曆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作為中國古代兵學寶庫的一筆珍貴遺產，《孫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將《孫子兵法》選入《武經七書》，並列為全書之首，應該說是非常恰當的。
《司馬法》一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反映了春秋中葉以前兵學思想的主體內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為主、綜合古今的混合型兵書。其基本內容則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古代王者《司馬兵法》，即西周時期供武官學習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學著作，這是它的主體成分。二、春秋時期齊國著名軍事家司馬穰苴的兵學觀點以及他對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詮釋內容。三、戰國中期齊威王統治時的稷下大夫們在“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之時，根據戰國時代新的戰爭特點加入的一些兵家語言。
概括而言，它孕育於黃帝至殷商，創立於西周，發展於春秋，成書於戰國中期，具有深厚的曆史澱積，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戰國前期各種軍事觀念、作戰特點與軍事製度，曆史文化價值不容低估。其為人們在今天全麵了解、準確把握我國古代戰爭、軍事思想發展曆史的嬗遞軌跡提供了必要的依據。而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原“古者《司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內容。《司馬法》的重要軍事學術價值，體現為它是我國現存兵書之中，反映春秋以前軍事思想、作戰特點、軍事製度實際情況最具體最充分的兵學典籍，集中滲透著春秋中期之前的時代文化精神。
東漢大曆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序》有雲：“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宋代鄭友賢《孫子遺說》也指出：“《司馬法》以仁為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為變。”這些論述都準確扼要地揭示了《司馬法》其書在中國兵學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曆史意義。
《尉繚子》的重要性，表現為它既是現存“兵形勢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保存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戰國軍事製度的原始資料。它所倡導的“挾義而戰”“武表文裏”的戰爭觀念，“明法審令”“舉賢用能”的治軍思想，“權敵審將”“輕疾機動”的作戰指導原則，均在中國兵學發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筆。故自漢唐以來，《尉繚子》一書一直受到兵學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推崇。《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認為它“能分本末，別賓主”，“理法兼盡”。清代朱墉在《武經七書彙解》中也指出：“七子談兵，人人挾有識見。而引古談今，學問博洽，首推尉繚。”這一觀點，可以說是對以《尉繚子》為代表的三晉兵學在中國兵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做出了恰如其分且又實至名歸的界定。
《吳子》，又稱《吳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別是《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全書約近五千字，是吳起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也記載了一些吳起的生平活動事跡。當是由吳起及其門人編綴成書。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子》一書是吳起兵學流派的集體創作，成書於戰國時期，但所反映的是吳起本人的軍事思想。大致而言，《吳子》的兵學思想體係由三個方麵組成，這就是進步的戰爭觀念、“以治為勝”的治軍理論、以及“因形用權”的作戰指導思想。應該承認，《吳子》一書的理論特色雖相對單薄，但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學著作。尤其是其關於戰爭觀念、治軍理論的闡述，不無獨到與深刻之處。如吳起曾受業於儒家曾子門下，故其論治軍時，多襲用“仁”“義”“禮”“德”“教”等儒家學說的重要範疇。這其實是開啟了後世“兵儒合流”的先河，反映了中國古代兵學的主流價值觀，因此，《武經七書》中有《吳子》的一席之地，決非偶然。
《六韜》的貢獻，在於其是先秦兵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集中體現了戰國後期學術思潮融會貫通趨勢在當時的兵書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具體而言，首先，它具有軍事學術體係的完備性與係統性，其所論述的範圍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關係，全勝戰略、軍事戰略，治軍理論，作戰指導原則，國防建設思想，軍事後勤方針等各個方麵，從而構築起一個十分完備的兵學理論體係。其次，當時社會政治思潮對《六韜》有廣泛的滲透與高度的規範。這包括黃老之學清靜無為、執一統眾的指導性質，儒家民本主義思想的深厚影響，以及法家、墨家學說的不同程度的參與。其三，《六韜》所闡述的許多問題，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和啟迪意義。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運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構成的具體設想等等，就是這方麵的有力例證。顯而易見，《六韜》在《武經七書》中，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