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要旗幟鮮明地承認“禮製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強詞奪理，文過飾非！“禮製文化”的不少內容，如一味強調尊卑貴賤，以維係等級差異為中心的倫理綱常為嚆矢，固然值得批評與反思，而“禮製文化”所呈現的外在形式，同樣也令人困擾和嫌惡。那種繁文縟節，那種煩瑣細苛，讓許多人不勝其煩，敬而遠之。當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魷魚，另起爐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禮製文化”的繁文縟節：“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禮而用夏政。”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評論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問題就出在儒家過分地拘束於“禮”，結果弄得自己捉襟見肘，疲於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禮”的瑣碎繁雜還隻能算是小事。最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環之下，經常會衍生出令人作嘔的“虛偽”，“播下的是龍種，可收獲的卻是跳蚤”。這一點，早在先秦時代，睿哲如老子、莊子等人即有一針見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而莊子更說得決絕：“蹩蹩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矍漫為樂，擿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在他們的眼中，“禮”是對自然規律的反動，對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虛偽，導致人性的異化，是天下禍亂的總源頭，“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他們的見解，或許不無偏激，但是應該承認其不無一定的道理。在曆史上，強調“禮樂”，鼓吹“禮治”，似乎從來就是冠冕堂皇的旗號，但是，事實上，這不過是專製統治的遮羞布而已。“禮樂”至上，結果變成虛偽猖獗，是不爭的事實，假道學風靡一時，偽名教暢行無阻。套用羅蘭夫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禮樂，多少罪惡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禮教殺人”，雖是激憤之辭，但是“禮樂”的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諱言的。
四是要對傳統的“禮樂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展現最大的包容性。“禮樂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於往昔，而且影響於今天，同時也伴隨於將來。人們沒有選擇的空間，更沒有拒絕的可能。隻有直麵它，隻有概括承受，與生俱來，血濃於水，“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然無法在主觀上定取舍，那麼，對待它的態度也隻能是“雜於利害”，將它作為一個整體性的事物來對待，而不能作主觀性的選擇。因為“禮樂文明”的優勢與弱點，乃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麵，是個不可割裂的整體，互為前提，彼此依存，當一方不存在時，另一方也不可能繼續存在。今天的人們，能夠做的，也無非是“愛其美而多少知其惡，用其長而盡可能避其短”。所以，對它簡單加以肯定或片麵予以否定，都是有違科學理性的立場和包容開放的精神的。而所謂的“揚棄”，雖說是老生常談，可是舍此之外，是別無其他的路徑可走的。
總而言之，“禮樂文明”的優劣得失之評判標準是難以一概而論的。若要硬性地規定，一定會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結果是無事生非，適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傳統的“禮樂文明”應對現實的挑戰，解決當前的問題，自然是天大的笑話。可是，企圖蕩滌“禮樂文明”的內涵，拒絕“禮樂文明”的影響，將它視為阻礙社會進步、文明提升的絆腳石，這同樣是短見和誤解。事實也已經證明，舊傳統與新文明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關係。“禮失求諸野”，綜觀“東亞文明圈”中的日本、韓國、新加坡諸國，它們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曾引入並采納中華古典禮樂文明的諸多因素，尊禮尚樂，可這並沒有影響其順利地實現現代化。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可見，對“禮樂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