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世的陋儒、腐儒片麵地強調“禮”的等級性，將它絕對化，而忽略了“禮”的對稱性這個重要特征。他們一味鼓吹“盡天理，滅人欲”“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混賬觀點，遂使“禮”的人文精神蕩然無存，“禮”的對稱性銷聲匿跡，以至於造成“禮教殺人”的局麵。這顯然是對“禮”的精神實質的曲解與反動，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第七，“禮”的發展性。“禮樂文明”既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更有曆史的發展性。它在夏商周三代，可以稱得上是維係家天下政治社會秩序的主要統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規範、行為規範等多重社會功能，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整合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戰國，典型的“禮樂文化”隨著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型而麵臨著重大挑戰，遭到嚴重衝擊。這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隨著帝國政治的發生並確立，官僚體製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漸完成，政治法度與“禮”的界限也有了較為分明的區隔。“禮”逐步演化為新型意義上的“禮義”“禮節”，成為傳統社會人的行為規範和道德規範。這是“禮”在自己發展史上一個有根本性意義的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禮”的發展。
這種發展，也是“禮”的升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的這個載體猶在，但是新的因素的進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禮”的軀殼中，新的內涵得以不斷注入。舊瓶裝新酒，“禮”被賦予了時代新的精神。形式還是重要的，還是需要有的，正如孔子所言：“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更有意義的是，“仁”注入了“禮”的軀殼之中，使“禮”擁有了新的生機。所謂“人而不仁，於禮何？人而不仁，於樂何？”“禮乎？禮乎？鍾鼓雲乎哉？禮乎？禮乎？玉帛雲乎哉？”從根本上來講，禮的精神不附麗於形式，而蘊涵於實質。也就是說，內容要高於形式，實質要重於表象。
第八，互補性。“禮樂文明”，核心內涵是“禮治文化”，“禮”是主體，“禮”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強調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忘了“樂”在這個文化結構中所占有的地位、所發揮的作用。“禮”與“樂”是渾然一體、不可須臾分離的，它們互為前提，相互依存，相輔相成，具有極大的互補性。
這種互補性，體現為“禮”與“樂”兩者功能差異與作用不同，“禮為分，樂為和”；“樂合同，禮別異”。“禮”的功用在於分別和區隔，而“樂”的功用在於融合和混同。“禮”強調的是等級森嚴、上下有序，而“樂”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諸生平等。“禮”體現的是敬畏肅然，“樂”呈示的是親愛和諧。這就是《禮記·樂記》中所指出的那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而正是因為有這種互補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禮”與“樂”各自的弱點，就如《禮記·經解》所說的那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防止因過度強調某一點而導致弊端的發生，所謂“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從而使“禮樂文明”的精神實質得以真正的堅持和弘揚。
以現代意識來審視傳統的“禮樂文明”，我個人認為：有幾點或許應該成為比較普遍的基本共識：
一是“禮樂文明”作為前現代社會中的一種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黑格爾曾經說過：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禮樂文明”的發生與確立，有其曆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人們別無選擇，隻能概括接受。在人類社會裏，“禮樂文明”具有共性的意義，隻是表現形式上有所差異而已。西方社會同樣也講“禮”，所謂的騎士精神，體現的就是西方的禮治文化。
二是“禮樂文明”在中華民族成長壯大過程中，毫無疑問，曾起到過凝聚人心、穩固秩序、和諧社會等多方麵的重要作用。“極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中，是以“禮樂文化及其精神”為重要構成的。於是遂有以“漢官威儀”“禮儀之邦”為中華文明的顯著象征。而“泱泱大國”的風采，說到底，就是“彬彬有禮”，讓人尊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德治”與“禮治”是一物而兩名。“禮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內涵而言，兩者是辯證而有機的統一。而這一點，早在《詩經》中即已發軔：“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