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一個很悲哀的現象，這就是一個陽剛文化向陰柔文化的轉變。漢朝的時候，張騫可以鑿空，出使西域。班超根本不玩弄那一套學問，投筆從戎，建功立業。到了宋朝，愈來愈女性化，愈來愈陰柔化，打仗誰也打不贏，打不過遼朝，打不過金朝，更打不過元朝，連小小的西夏都打不過。最後就在想象中打得過，我們在戲台上打得過你，在小說裏麵打得過你。我們男的打不過，女的打得過——穆桂英掛帥，楊門女將。最後，就到了梅蘭芳時代。魯迅先生就很不客氣地說，在中國，人氣最旺的就是梅蘭芳先生。他是男扮女裝，所以女孩子喜歡，因為他是個男的。而男的也欣賞，因為他演女的很逼真，比女的還像女的，維妙維肖一個女的。說白了，是男女通吃。
我突然想到宋代成書的《夢溪筆談》裏麵，沈括引用了王子韶（當時的一個文字學家）的“右文說”。“右文說”的特點很有些玄妙。我不是搞文字學的，但是我認為他講明白了一點道理，包括陸宗達先生也認為他是部分合理的。王子韶說紀事聲符也表了意思。這個“儒”字，左邊是“人”旁，是類別，右邊聲音是“需要”的“需”。凡是“需要”的“需”，在漢朝以前，也不是一個好名詞。《周易·雜卦傳》裏說“需”是“不進也”，即不進步、慢吞吞的意思。《左傳·哀公六年》裏麵說：“需，事之下也”。《左傳·哀公十六年》說：“需，事之賊也”，作賊的賊，這是最糟糕的。這意味“需”就是軟弱無決斷、粘乎、無能、無用、弱勢書生的意思。所以，“需”字所代表的，都不是什麼好事。“心”字旁的“懦”就是懦弱，膽子小。而“子”字旁的孺，就是“俯首甘為孺子牛”，同時也表明他童懵懂無知，孺子可教也。所以，“人”字旁的“儒”，也不是像今天人們熱衷的那樣，都是褒義，它也有不好的意思。
二、我們今天怎麼認識國學
國學不回歸原點、回歸本身的話，那就說得愈多，錯得愈多。一些問題沒有搞清，那就會出錯的。有個關係大家就弄錯了，就是儒家和墨家的關係。有一種觀點，說墨翟出自孔子，是孔子的學生。後來嫌孔子這套東西太煩瑣了，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這是《淮南子》上說的。實際上，儒與墨並沒有師承的關係，儒歸儒，墨歸墨。那為什麼會說墨翟出自孔子呢？原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裏麵說：“儒者，柔也。”柔弱的那些人，“術士之稱也”。許慎那時候，獨尊儒術之後好多年了，儒學早已作為專門的學問，已處於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但他這個古文經學家要實事求是，要窮本溯源，所以他講的就是方士，就是那些跳大神、有點知識、不會犯事、會算命，都算是儒。他要回歸這個裏麵，所以他把事情的真相講出。從這個意義來說，儒家和墨家，都同出自於“儒”，這沒有錯。所以，《淮南子·主術訓》裏麵講得很清楚，說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六藝為對象。在廣義的“儒”的情況下，墨家和孔子以後的儒家，的的確確都是“儒”。因為他們都是以六藝為學習對象，以繼承先聖文化為己任。所以，《淮南子》說：“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從這個意義來說，他們的文化文本是共享的，所謂的那些詩書禮樂是大家共同學的，後來別人才把它區別開了。章太炎先生的“儒有三科”已經說得很清楚。大家都可以看章太炎、胡適他們的著作，裏麵都說得很清楚了。
中國文化有一個很悲哀的現象，這就是一個陽剛文化向陰柔文化的轉變。漢朝的時候，張騫可以鑿空，出使西域。班超根本不玩弄那一套學問，投筆從戎，建功立業。到了宋朝，愈來愈女性化，愈來愈陰柔化，打仗誰也打不贏，打不過遼朝，打不過金朝，更打不過元朝，連小小的西夏都打不過。最後就在想象中打得過，我們在戲台上打得過你，在小說裏麵打得過你。我們男的打不過，女的打得過——穆桂英掛帥，楊門女將。最後，就到了梅蘭芳時代。魯迅先生就很不客氣地說，在中國，人氣最旺的就是梅蘭芳先生。他是男扮女裝，所以女孩子喜歡，因為他是個男的。而男的也欣賞，因為他演女的很逼真，比女的還像女的，維妙維肖一個女的。說白了，是男女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