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君子睿智，能圓融豁達，進退合宜。孔子認為，君子為人處世，知道判斷，懂得選擇，能夠明白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能夠做到收放自如，進退合度。既不好高騖遠，又不苟且阿世，凡事皆能拿捏分寸，恰到好處。這是人生的大智慧、人世的真秘訣。在政治上，要善於擺正自己的位置，不逾越自己的本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處世上，要善於見機行事，深諳自我保護之道，不做無謂的犧牲，不作愚蠢的選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麵對問題上，要把握合理的度，“極高明而道中庸”，避免“圖虛名以取實禍”。
在孔子看來，這個把握“度”的要義，是應該以“禮”為節。換言之，“禮”是睿智的具體表現形式，以“禮”為度，就可以防止走極端。否則，最優秀的德行，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麵，成為人生事業上的包袱與累贅，“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這裏，“恭”“慎”“勇”“直”等本來都是優秀的品行，但是如果沒有“禮”來節度，沒有智慧來駕馭，放任自流，一味渲染，那就“過猶不及”，不但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反而會成為走向成功的障礙，導致明顯不良的局麵：“勞”“思”“亂”“絞”。因此，富有睿智，懂得進退，乃是打造君子人格的必有之義，也是君子能夠抗衡小人、戰勝小人的必備條件。
其三，君子取“義”，能剛毅正直，勇於擔當。君子睿智，但卻不投機取巧；君子識度，但卻不苟且附和。君子可以外圓，但一定內方；君子可以權變，但一定守經。因此，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君子一定堅守立場，明確方向，而不會有絲毫的動搖。在根本的理想追求上，君子一定孜孜不倦，鍥而不舍，而不會有絲毫的懈怠。用“宗聖”曾子的話來說，這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樣的君子，才能成為社會的棟梁，才能成為民眾的表率，才是國家昌盛的希望之所在，才是民族振興的力量之所在。他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正是因為千百年來，有這樣勇於擔當的君子之存在，有這樣充滿浩然正氣的君子人格之感召，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才得以承受磨難而屹立不倒，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才得以曆經滄桑而生機盎然。在當下，這種君子人格尤其需要加以大力倡導，從而使我們的社會正氣為之激揚，使我們的民族精神為之振奮。
能謙讓，有睿智，敢擔當，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孔子與儒門所汲汲倡導的“君子人格”。而培養這種偉岸卓絕的君子人格，則在於長期堅持，在於有所依據。這個依據，就是本篇中孔子所強調的“禮樂”精神的統率與引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因此，打造君子人格，不能徒托空言，虛與委蛇，而是要與興禮作樂密切聯係在一起，從而使得熔鑄君子人格建立在紮實的禮樂文明基礎之上。
更為重要的是要培養能謙讓、有睿智、敢擔當的君子人格，離不開自身的無私、襟懷的坦蕩。所謂“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心底無私天地寬”，一個人隻有排除了私心雜念，不再為個人謀取私利，就像孔子所評價的舜、禹等聖人先賢一樣，“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那麼才能夠真正做到麵對誘人的利益，會主動謙讓；麵對複雜的世務，會睿智應對；麵對光榮的責任，會勇敢擔當。“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孫子兵法·地形篇》）
由此可見，造就優秀的君子人格，雖說是孔子及其弟子對“外王”需要的積極呼應，具體貫徹，但是，如何實現的關鍵，則完全在於是否能反躬自省，是否能真正致力於“內聖”。這是孔子及其儒門的凜然正氣，也是《論語·泰伯》篇的永恒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