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人識人是一種極高的智慧，一方麵我們要從人的言行概念性認識他人，另一方麵也須將他人生活中的各種因素進行疊加，並對其進行綜合考察，切不可摻雜過多的感情色彩。
人的興趣、愛好、性格各有所異，不能隻憑自己的愛好來斷定某人是否為賢。有的管理者往往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氣和誌趣與己相投，便不再注意這個人的品行等其他方麵，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從而錯失了許多真正的人才。
劉備在未得到諸葛亮之前，也犯過隻憑個人的喜好作為識人標準，憑個人的印象和臆測選識人才的錯誤。他自認為自己已“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廣，人外有人。隻憑個人感情來評判人，結果往往會使人走入迷津。他常感歎自己思賢若渴，身邊缺乏人才，以至於在第一次見到司馬水鏡時竟無端抱怨說，我劉備也經常隻身探求深穀中的隱賢，卻並沒有遇到過什麼真正的人才。司馬水鏡引用孔子的一段話，批駁了劉備的錯誤觀點，說：“孔子說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麼能說無人才呢？”繼而又指出，荊襄一帶就有奇才，你應該去訪求，從而為劉備三顧茅廬拉開了帷幕。
所以，僅憑長官意誌、個人印象來肯定或否定某個人，隻能空懷愛才之心，不會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時，大臣盧承慶專門負責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糧草督運官，一次在運糧途中突遇暴風，糧食幾乎全被吹光了。盧承慶便給這個運糧官以“監運損糧考中下”的鑒定。誰知這位運糧官神態怡然，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腳步輕盈地出了官府。盧承慶見此認為這位運糧官有雅量，馬上將他召回，隨後將評語改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這位運糧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謝。原來這位運糧官早先是糧庫的混事兒，對政績毫不在意，做事本來就鬆懈渙散，恰好糧草督辦缺一名主管，暫時將他做了替補。沒想到盧承慶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辦事、為官沒有原則，二人可謂“誌趣、性格相投”。於是，盧承慶大筆一揮，又將評語改為“寵辱不驚考上”。
盧公憑自己的觀感和情緒，便將一名官員的鑒定評語從六等升擢為一等，實可謂隨心所欲。這種融合個人愛憎好惡、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員的真實政績，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員的客觀標準，勢必產生“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從而出現吹牛拍馬者圍在領導者左右，專揀領導喜歡的事情、話語來迎合領導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領導者就會憑自己的主觀意誌來識別人才，憑自己的好感任人用人；而對與領導保持距離、印象不深的人，即使有真才實學，恐怕也不會委以重任。
這種片麵的用人標準，勢必會給團隊的發展帶來不良的後果。
秦始皇偏愛幼子胡亥，偏惡長子扶蘇，這與他重法輕儒有關。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學說，他喜讀韓非的《孤憤》，是因韓非的思想對他進行統一戰爭很有作用。韓非指出，國家強弱的關鍵在於“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由於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視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扶蘇與之意見相反，他堅持儒家思想，建議以仁義治國，以德服天下。這引起秦始皇的不滿，趕扶蘇去做監軍。因趙高學法，而趙高又是胡亥之師，所以，始皇寵信胡亥。不可否認，秦始皇以法治國對統一中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愛憎要實事求是，不能偏好、偏惡。任何學說，都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條件的更新而向前發展，或被其他學說所吸收，或兼容並蓄。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嚴刑峻法，加之，私欲膨脹，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終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講德治，對長子的直諫，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視為異端，對那些以法為名、實為害民的胡亥、趙高等人卻愛之、用之，使其以讒言陷害扶蘇得以奪權篡位，致使秦傳至二世時而亡。
聯想到如今現實社會中的一些企業管理者，他們總是以感情上的偏好、偏惡來識別人才、選拔人才。喜歡的、誌趣相投的，就倍加稱讚，即使能力平平，企業上的大事也要把其召來商議；不喜歡的，往往刁難、非議，即使有才幹，也不會得到重用，最終使有才幹的人傷了心，離開企業而去。企業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換來的，人心散了，企業豈能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