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楊浩
浙江大學研究生，2009年春夏之交
前記：很偶然的機會，因為一次“五四青年節”的采訪而“結識”了蔡天新老師。期間叨擾了他好多次，卻因種種原因未能當麵言謝，心中有些遺憾。雖未謀麵，卻在郵件、電話的往來中感受到他的儒雅、博識、謙和、閑逸……1993年秋天以來，他攜著“數字”和“玫瑰”一次次出發，在世界各個角落留下足印，帶回許多精彩的詩篇和文字。於他而言，旅行不是走馬觀花，而是心靈的探索和生命的軌跡。近年來，他又利用相機把途中瞬間記錄下來，和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一路走來。
攝影與旅行
楊：您15歲就上了大學，那時候您在班裏是不是年紀最小的？當時您的大學生活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蔡：我在班裏倒數第二，還有一個叫薑冶的同學比我小3個月，他是陝西銅川人，現在紐約摩根大通銀行工作。畢業後我們隻見過一麵，1994年夏天，我倆一同遊曆了尼亞加拉瀑布，在美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觀賞了那宏偉壯麗的瀑布。說實話，我的大學生活過得比較平淡，沉湎於數學王國，畢業後才恍然大悟班上誰跟誰戀愛過。至於跳舞、寫詩、約會，都是讀研期間發生的事情。這也使我大學期間一心一意，考研時總分名列全校第一，英語單科成績也是。
楊：當時山東大學沒有少年班？
蔡：山大沒有正式的少年班，隻有中國科大有。我那時十分羨慕寧鉑他們，我上大學時科大少年班還沒有在浙江招生，省裏也沒有搞數學競賽。進了山大後，知道了山東省數學競賽的優勝者也錄取進來了。他們都在數學班，我在控製理論班。後來數學係從這兩個班還有計算數學班裏共選出18位年紀輕、學習好的同學組成一個小班，可謂山大的“少年班”，由業務拔尖的老師授課。那時我們年級還有計算機班，但我班沒有同學入選。我們班有4位同學入選“少年班”，我和薑冶都在裏麵，還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郭雷，他現在是中國科學院數學與係統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
楊：知道您在上大學的路上第一次見到了火車，您在大學和讀研期間喜歡旅遊嗎？
蔡：古人說得好，“哪個女子不懷春”，我加了一句，“哪個少年不夢遊”。不過大學期間，假期我通常回浙江老家，僅利用一個寒假去揚州看姨媽，一個暑假到北京看姑媽。讀研以後就不一樣了，我曾獨自一人去東北和西北旅行，還有一次到桂林和廣州進行了浪漫之旅。即使是回家，也會在路上選擇一兩座城市稍加停留，充分利用火車票的有效期。等到我取得博士學位，濟南和寧波之間鐵路線上的每一座城市我都玩過了。
楊：那時您家裏經濟情況並不好，您是如何支付旅費的呢？有沒有“到此一遊”的留影呢？
蔡：大二那年父親去世，母親工資比較低，係裏把我的助學金調到最高一級，17元5角。那時沒有獎學金，助學金是按照家庭困難情況發放的，與學習成績好壞無關。去東北是為了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導師出路費。去西北純粹是遊玩，但我在北京、銀川、蘭州和西安等地都有親戚或同學可以借宿。那個年代我從來沒考慮過臥鋪，記得那時從杭州到濟南的硬坐半票11元6角，從濟南到銀川和從銀川到杭州也差不多是這個價，但必須要買到半票才行。好在我對鐵路學生票的規則研究得比較透，輔導員劉老師也肯幫忙，我寫了兩份假證明，抬頭分別是濟南鐵路局和銀川鐵路局。第一張說我是寧夏人，因臨時丟失學生證來不及補發，第二張說我是在寧夏實習，適逢寒假，直接從實習地回老家。結果呢，我都順利買到半票。這樣一來，隻多花了十來元錢，就轉悠了大半個中國。我不知道全中國還有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幹過。我每到一座城市，通常會拍一張黑白照片留念，至今保存下來的有北京天安門、天津海河、臨潼兵馬俑、上海外灘、蘇州拙政園、徐州龍雲山、紹興東湖、寧波天童寺、普陀山海天佛角等地的留念照片。
楊：2008年春天，深圳書城舉辦了“蔡天新的世界”攝影展，那是怎樣一種情況？這件事對您的旅行生涯有何影響？
蔡：2007年秋天，我應《晶報》總編、詩人陳寅的邀請，到深圳參加第八屆讀書月，我們在深圳書城和深圳大學舉行了兩場詩歌朗誦會，得以結識書城的老總王芳女士。次年春天，恰逢我的新書《數學與人類文明》出版，在她的邀請和安排之下，我再次來到深圳。事先我選擇了100幅照片，書城方麵予以印製，按洲際和地域分成7個板塊，有數萬名深圳市民參觀了攝影展。
楊：對您來說，攝影是一種隨性的舉動，還是另一項愛好、一種記憶方式或其他別的什麼？
蔡：起初，我拍照是為了回國給親友們看，比如20世紀90年代的兩次美國之旅，大多數照片屬於“到此一遊”。也就是自己站到風景前，請友人或旁人代為拍攝。從2001年開始，我應邀為《書城》雜誌開設遊記專欄，隨後的3年多時間裏，依次連載了印度次大陸、地中海和拉丁美洲之旅，幾乎每期都有我自己拍的照片，有的還被整版或半個版麵刊登。得到鼓勵以後，拍照漸漸變成了攝影，從單純的記憶方式變成了文字的有益補充，甚或獨立存在的畫麵，但還沒有當成一門藝術。舉辦深圳攝影展以後，情況多少有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