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她又寫信給林式同，提到了搬家。消匿了幾年的臭蟲卷土重來，她從威爾考克斯郵箱裏取回的報紙上發現了一隻螞蟻。這微小的蟲類讓她的神經頓時繃緊了。每個月她要花兩百美元購買殺蟲劑，用於消滅這些無形又無處不在的臭蟲。幾乎每一格櫥櫃，她都要噴上一罐，還是不能徹底解決蟲患。這不禁讓人懷疑臭蟲不是瘋狂繁殖在現實生活中，而是占據了她的意念，在她的意念中肆虐，繁衍。
張愛玲在信中列出了對新房子的要求：小房間（大點也行），有浴室、冰箱（沒有也行），沒爐灶、家具（有也行），不怕車聲飛機聲之類噪音。什麼都可以隨意，但最關鍵的是房子要新，而且沒蟲。
林式同在洛杉磯的西木區為她找了一套條件不錯的單身公寓。西木區是洛杉磯最好的一個區，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很近。張愛玲堅持自己將家搬了過去。不知為何，她在郵箱上用的假名Phong。張愛玲住在206房間，隔壁是兩個台灣研究生。
林式同在時隔7年之後，才在這間公寓第二次見到了張愛玲。7年裏，他們的住地雖然相隔不遠，但都是靠書信與電話聯係。有時電話找她之前，須得先寫信過去，這樣才能保證她會接聽電話。雖然林式同“目睹”了張愛玲最後幾年的生活，兩人在精神與思想上卻沒有什麼交集，這恐怕是因為林式同並非文人或作家，他所擅長的建築專業與文學畢竟有隔。
和寫婚書的隨意如出一轍，張愛玲的遺囑也立得隨性。她去書店買表格，填寫需要公證的授權書，讓在上海的姑夫代理版權，看到店裏有遺囑賣，就順便買了一張。她沒有征詢林式同的意見，就將執行人填了他的名字。隨後，她將遺囑正本寄給了宋淇，除聲明所有遺產贈給宋淇、鄺文美夫婦外，還寫明遺體立即火化，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外。在信中，她特別強調，“《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二十年間，毀還是不毀《小團圓》的念頭一定在張愛玲的心頭顛仆翻騰，毀是那麼輕易，再造卻是不可能。文學創作的艱難，讓每一個寫作者如珍視珠寶般珍惜自己的作品，況且，《小團圓》不同於她的任何一部作品，仿佛是她在聽到不實的評說後，慨然而做的宣告一般。她需要對這世界上“張看”她的人說話，她不能讓有失偏頗的另一個版本獨自流傳。也許，她比愛惜任何一個由她創造的“傳奇”，都更深地愛惜與她切膚相關的這一個“傳奇”。因此，她才沒有親手毀掉《小團圓》，轉而讓她信任的人去銷毀。
到了晚年，雖然主動隔斷了與外界的諸多聯係，顧自過著煩惱叢生的日子，獨力與頻繁造訪的感冒、腸胃病、眼疾、皮膚病、牙病做著抗爭，但實際上張愛玲並沒有阻斷讓世人“張看”自己的機會，隻不過她隻肯讓世人看到她所願意讓人看到的樣子。
她因框架眼鏡不適合自己的臉型，而配了隱形眼鏡，1993年，在七十多歲高齡時還有過做美容手術的打算。盡管這計劃沒有最終實施，但念頭的背後無疑泄露了她渴望被人“張看”的心情。她比任何人更渴望把自己變成一部“傳奇”。
1994年，張愛玲考慮到香港九七回歸期限快到了，宋淇夫婦也許會像一些人那樣打算離開香港，便寫信給鄺文美，“九七前你們離開香港，我也要結束香港的銀行戶頭，改在新加坡開戶頭，無法再請你們代理，非得自己在當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點把錢移去，也免得臨時的混亂中又給你們添一樁麻煩事……”她很快接到回信，宋淇坦言“我們已七老八十，病體難支，絕無心無力作他移之想”，張愛玲這才放下心來。
這一年，她的《對照記》在台灣出版。張愛玲將手頭可以找到的照片輯錄在一起，並配上相應的文字，或回憶拍攝此照片的時間、背景，或記錄當時的氛圍、軼事，或生發出張愛玲式的感悟。年輕時洋溢在不同姿態中的飛揚意緒，漸漸被中年的沉穩淡然取代。而中年後不同年齡的幾張照片聯排在一起，沒有多餘的過渡。這個刻意活在世人視線之外的女人，終逃不出時光的注目，它一點一點如此耐心地在那張曾經青春飽滿的臉上工筆雕刻。
邁入老境的張愛玲，躲在自己獨造的世界裏，無數次地在這些照片中流連，品咂，回味。短的是人生，長的是回憶，人其實是在不斷疊加的回憶中慢慢老去的。
那些曾留給她歡樂與痛楚的人們，自然無法忘記，索性將他們一一招回，在泛黃的影像和墨綠的筆觸間，複生。
《中國時報》頒發給張愛玲終身成就獎，這是她一生獲得的為數不多的獎項之一。她沒有專程赴台灣領獎，而是手拿一份報紙拍了一張照片，報紙上赫然印著粗體大標題“主席金日成昨猝逝”。她以這張麵帶些許調皮微笑的照片，代替她回到台北領獎。
這張照片中的張愛玲，蒼老的麵容上卻鑲嵌著黑而有神的目光，淡定而超然地注視著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