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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俞陛雲所說：“此詩著眼在‘薄幸’二字。以揚郡名都，十年久客，纖腰麗質，所見者多矣，而無一真賞者……”（《詩境淺說》續編）又劉永濟雲：“三四句轉入揚州一夢，徒贏得青樓女妓以薄幸相稱，亦以寫己落拓無聊之行為也。”（《唐人絕句精華》213）兩人都認為“揚州夢”即指杜牧在揚州的孟浪之行為。這一說法也確實有道理，否則“贏得”二字將無處安放。但杜牧在揚州隻有兩三年時光，並無“十年久客”。則此“夢”實在曖昧，抑或是夢中有夢？凡此種種，皆難以從文字邏輯和事實背景上予以澄清。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解釋，杜牧不自覺地模糊了當下和過去，混淆了池州和揚州。對於生長於北方的杜牧來說，金陵、宣州、池州固然是江南，繁華而多情的揚州應該也是江南吧！由京城至黃州，再至池州固然是“落拓”，出幕揚州也是“落拓”吧！其實，杜牧身在何方，所指又是何方，並不是本詩中最重要的問題。因為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感到這首詩在意識和情感上也是模糊而曖昧的。」`米」`花」`在」`線」`書」`庫」`ht
載酒江南，楚腰多情，究竟是怎樣一種“落拓”呢？晚唐文士冶遊之風盛行，陳寅恪曰：“社會階層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尚才華而不尚禮法。以故唐代進士科，為浮薄放蕩之徒所歸聚，與娼妓文學殊有關係。”冶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幾乎對唐代所有的文人都有影響，冶遊的地方則不分京城還是外地。出沒於歌兒舞女之間，在當時被看作是一種別樣的風流，成為文人性情一部分，而不一定包含有抵抗或嘲諷意味。杜牧頗有詩以風流自誇，如其《閑題》詩雲：“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金一朵花。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當時人也是這樣來看待杜牧的，如張祜詩雲“江郡風流今絕世，杜陵才子舊為郎”（《江上旅泊呈池州杜員外》），所以，載酒攜妓對於杜牧來說，應是很平常的。但在這首詩中，冶遊被賦予了特別的情調，成為一件不同尋常之事，其原因就是身在揚州。杜牧的揚州冶遊十分引人注目。高彥修《唐闕史》有這樣一段描寫：
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雖為檢刻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列空中，九裏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