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剛還說自己初到京城時，全是雇車出門。“數年後，始以二十四金買一騾，雇一仆需六金。後因公事較忙，添買一跟騾，月亦費十金而已。”不算購置費，一年的交通開銷至少要一百二十兩銀子，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好在何先生在書中曬了曬收入，讓人可以從中了解一二。
戊寅年即光緒四年（1878年）秋，何德剛考中進士後被分配到吏部上班，最初級別是六品主事，年薪六十兩白銀，每年春秋兩季下發。但因國家財政困難，薪酬隻發六折，七除八扣之後，隻剩下三十二兩。“後數年，改作全俸，年卻有六十金。京官許食恩、正兩俸，補缺後，則兩份六十金，升五品則有兩份八十金。”五品又分正、從兩級，從五品為員外郎，正五品為郎中，薪俸卻是一樣的。何德剛在吏部幹了十五年，才升至郎中，相當於正司級，但一年工資，正俸加上恩俸不過一百六十兩銀子。而交通費就要一百二十兩，所占比例不可謂不高。高官的交通負擔更重。清代尚書為從一品，年薪不過一百八十兩白銀，正二品的侍郎一百五十五兩，算上恩俸也隻是增加一倍，而養個車隊總要四百兩上下，何況還要買菜買肉，交際應酬。其中的虧空如何解決，就不好說了。
沒路子解決虧空的部長，偶爾也會打打“驢的”。據《清代名人軼事》記載，道光年間的刑部尚書戴敦元，一次下大雪時，便在當街攔了一輛豪華“驢的”上衙辦公。下車時，戴尚書脫去雨罩露出了官帽上的紅頂子，“禦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趕驢車的如此驚恐，除了沒見過這麼大的官兒外，可能還被什麼人“拘”過。從此，戴敦元便有了一個外號——驢車尚書。戴部長屬於高官異類，喜歡讀書，卻不會撈錢，故而還有另一個外號——破敗書櫥，“以公萬卷羅胸，而粗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也是一根筋。
如今，京城“驢的”已為轎車所取代，為百姓出行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打的”之“尚書”，還是少，大約也怕影響不好。我們單位原來的“一把手”老範，後來升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正部級。無論在位時還是退休後，他外出倒是經常坐出租。一次他“打的”去大會堂參加人代會，在長安街就被警察攔下，說“兩會”期間閑雜車輛不得靠近人大會堂，於是老範便樂嗬嗬地下車步入會場。還有一次，他“打的”回家，到了部長大院門口，司機難以相信車中老者竟然是“尚書”，琢磨了半天甩出一句話：“您過去是個‘頭兒’，現在是個‘老頭兒’，對吧？”這話真是絕了。
從“的哥”的言行可以看出，這個社會畢竟還是在進步。因為“禦者”得知搭載之客是“尚書”時，非但沒有“將棄車而逃”，還能隨意調侃兩句。“老北京”講話：“知足吧您呐！”
老範名範敬宜，幾年前已然仙逝。如今京城的出租車中，不知還有沒有“頭兒”或是“老頭兒”了。?
天地掃帚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晨之計呢，在於糞。此糞之義，並非蹲在茅房練內功，而是掃除。《荀子強國》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芸”，也是這個意思，不可理解為隨地大小便。
一晨之計在於糞，絕非杜撰。明代《朱子治家格言》的開篇便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詩經·大雅》倡導的為君之道，也有“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彰”的條文。意思是，早起晚睡，勤於其事，堂前庭院，灑掃整理，為民表率，嚴於律己。灑灑水掃掃地，居然能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掛上鉤，中國真有高人。
既然居室保潔如此重要，灑掃之主要工具的發明權自然不能落入阿貓阿狗的頭上，必須找個聖人擔當。《說文解字》說得明白：“古者少康初作帚、箕，秫酒。少康者，杜康也。葬長垣。”少康是夏代的中興君主，由他承攬掃帚的發明專利，好歹還夠資格。據說少康在用秫米釀酒時，覺得秫秸棄之可惜，於是將其捆紮起來掃地。由此，中國掃帚隆重問世。
有專家認為，古之秫就是現在的黏穀，其用途甚廣，籽粒可做黃米糕，能製酒。不過，脫過粒的黏穀僅餘光杆一根，喂牲口不錯，製笤帚則差勁。倒是另一種穀物糜子的秸稈，為紮綁笤帚的上佳材料。由此推斷，即便笤帚的原創者確為夏代中興君主，“少康牌”笤帚也未必中用。
好在中國百姓對聖人並不迷信盲從，因地製宜對掃帚不斷加以改進，終使其大行於天下。僅紮帚原料，就增加到高粱穗、竹梢、棕毛、糜子秸等許多種，台灣還有用木康榔葉紮製掃帚的。木康榔為棕櫚科植物，外觀類似鐵樹，葉片尖端堅硬銳利，曬幹後製帚，輕便且耐用。更簡便的方法，則是直接用掃帚苗掃地。掃帚苗屬藜科，因其嫩時可食用，又名掃帚菜。長成後的掃帚苗像個大雞蛋，兩頭細中間粗，高者可達一米。秋天將其從根部割下，曬幹後略加整理，即成為一把現成掃帚。我在山西插隊時，老鄉宅院中大都栽著幾棵掃帚苗，自產自用。由此又可推斷，最早的掃帚應該是純天然產品，因而聖人創製說大可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