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閻錫山退守至晉西吉縣的克難坡，當地道路崎嶇，汽車難行，於是他在外出視察時便弄了頭黑驢代步，省力又安全。在一些老紀錄片中，還可以看到閻長官的驢上英姿。閻錫山騎驢很有特色，手不拽韁，腳不踏鐙，十分瀟灑，因為一切都有人代為操勞。他外出時，衛士們要用力將其掫到驢背上，然後有的拉韁繩，有的簇擁在毛驢兩邊，勤加扶持，以防他老人家一不留神墜了驢。毛驢後麵，跟著一溜小跑的秘書，好隨時記錄閻長官發自驢屁股上的指示——毛驢要騎在靠近臀部的地方，騎在腰上會把驢壓壞了。由此，當地百姓創造出一句歇後語：閻錫山騎毛驢——不負責任。閻錫山手下的眾將官看見領導騎驢，也想仿效，無奈本地毛驢不敷需求，多數人隻能步行，於是當地又有了一句順口溜：“到了克難坡，將官比驢多。”高官和毛驢誰更珍稀，真是難說。
平心而論，毛驢之個頭氣力雖不及馬騾，但是吃苦耐勞，也不講究夥食標準，特別是在崎嶇山路載貨馱人，往往非驢莫屬。隻要不硬性拔高，其性價比並不低。因而三國時毛驢已用於運輸，唐代還在陝西一帶設立牧場，大規模繁殖驢、騾。至今，關中驢仍是中國五大名驢之一，此外還有德州驢、廣靈驢、泌陽驢和新疆驢。
唐代長安的毛驢，常與失意文人相伴，杜甫便在驢背上消磨過許多時光。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對此有著具體描述：“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長年騎著個瘦驢跟在當權者的馬屁股後麵，四處混吃混喝，杜甫的心裏自然不是滋味。不過，若無這番經曆，詩聖恐怕也難修煉成詩聖。八抬大轎之中，隻能生產禦用詩人，驢屁股上則可能醞釀出傑作。
同樣生活在唐代的賈島，也屬於驢背詩人。他曾經騎瘸驢打破傘在長安的通衢大道專心吟詩，一不留神撞上了京兆尹劉棲楚的車隊，結果被行政拘留一夜。獲釋後賈島舊習不改，為了“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這兩句詩中，是該用“推”還是“敲”，在驢背上苦思冥想，來回折騰，一不留神又撞上了後任京兆尹的車隊，被警衛當場拿下。幸好，這個京兆尹韓愈也是詩人，問明原委之後，非但沒“拘”他，還和他一起“推敲”了半天，最後選定了“敲”字。街頭詩歌研討會結束後，騎在高頭大馬上的韓愈還讓賈島暨其瘸驢，與自己“並騎而歸”，留下一段佳話。賈島後來考中進士，做了個小官，但不懂為官之道，隻是一味吟詩，弄得生活十分困頓，“臨死之日，家無一錢，惟病驢、古琴而已”。文人若是一根筋，日子往往不好過。
賈島的毛驢無疑是“私家車”，杜甫所騎之驢是自購還是租用，則無從知曉。不過，清代京城確實有“驢的”可打。生活於道光年間的楊敬亭在《都門雜詠》中，對此便有所記錄：“一城三裏踏沙塵，十個猴頭受雇緡。來往最多天下士，也應駝著作詩人。”當時京城俗語，把一文製錢稱作一個猴頭，相當於現在的一兩角錢。十個猴頭打“驢的”可以跑三裏地，價錢並不算高。其時，京城和通州之間還有無人駕駛之長途“驢的”，發車地點在朝陽門外。旅客隻要交足費用，便可自行騎上毛驢直達目的地。如果某個壞小子想在半路將驢趕入小道，劫持轉賣，毛驢便會將其掀翻在地，揚長而去。因為跑這條線路的毛驢都是喂熟了的，隻認大道兩頭站點，名曰對槽驢。
比裸驢高級點兒的，是驢車，好歹有個棚子可以遮陽擋雨。這種“驢的”雖屬豪華型，但畢竟還是姓“驢”，官員們對此是不屑一顧的，怕影響不好。再者說，弄個驢車到紫禁城麵見聖上，警衛也不能讓你進啊。因此官員進宮議事或赴衙辦公，都是坐轎騎馬。
清代官員的交通工具，朝廷是有規定而無撥款，概由本人自費解決。哪一級幹部可以坐什麼樣的轎子，使用多少儀仗，均有明確條款，超標配置便是“僭越”，要從嚴治罪，因為破壞了等級秩序。不達標卻沒所謂，既不屬於公款消費，隻能由人家量力而行了。
光緒年間曾在吏部長期任職的何德剛，在所寫的《春明夢錄》中，記錄了當時官員交通費用的支出情況：“王公大臣許坐四人肩輿，或藍呢，或綠呢，無甚區別，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綠呢轎也。然亦有不坐轎而坐車者，車則必用紅套圍，非堂官卻不許僭也。要其坐轎者，則以貧富論，不以階級分也。緣坐轎者，則轎夫四人必備兩三班替換，尚有大板車跟隨於後，且前有引馬，後有跟騾，計一年所費，至省非八百金不辦。若坐車，則一車之外，前一馬，後兩三馬足矣，計一年所費，至奢不過四百金。相差一倍。”文中所說的堂官，即六部尚書和侍郎，相當於今天的正、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