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不準”太多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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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紅道紫
中國人說的許多話，往往都有來頭。
就拿“後來居上”來說，其原創者是漢武帝時的大臣汲黯。汲黯出道較早，苦熬多年才當上個主爵都尉；雖說隻是負責授爵之類的雜事，卻是“列於九卿”，享受正部級待遇。其時，同在官場上的公孫弘和張湯都還是“小吏”即辦事員。然而，等到此二人一個官至宰相，一個當上了禦史大夫，進入“三公”序列時，汲黯還在原地踏步。於是汲黯找到漢武帝劉徹說：“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此話著實不像臣子該說的話。好在劉徹有些肚量，聽過之後，“上默然”，沒答理他。
汲黯不能進步，問題就出在他那張破嘴，專門揀最高領導不愛聽的話說。一次，武帝找來一幫文人商討如何為自己歌功頌德，他老先生偏要插上一句：“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堯之治乎？”弄得劉徹很是惱火，“變色而罷朝”。似這等烏鴉嘴，沒有被撤職砍頭，已算萬幸，想要升官，根本沒門兒。須知，要想後來居上，最起碼的一條就是讓老大高興順心。
中國還有許多話，則鬧不清打哪兒來的。比如，與“後來居上”同具官運亨通之意，兼備權勢顯赫之色彩的“紅得發紫”，就不知出自何人之口，故而《辭源》《辭海》均未收錄，因為沒有說道。竊以為，能夠說出這等話的，應為官場中人，且對中國服色製度頗為了解。
中國過去服色，也有三六九等。按早期的官方標準，青、赤、黃、白、黑為正色，屬高貴者，可用來製作官場禮服；紺（紅青色）、紅（赤之淺者）、縹（淡青色）、紫、騮黃，則為間色，因其駁雜，故而卑賤，隻能用於官員的家居便服、背心褲衩，以及婦女、平民的衣著。不過，也有個別當權者喜標新立異，以間色為朝服。春秋時的齊桓公便是一個。《韓非子》記載：“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致五素不得一紫。”盡管齊桓公為當時的霸主，但其做法仍為正人君子所不屑。孔夫子就曾明確表示：“惡紫之奪朱也。”因為如此這般，便會打亂上尊下卑的等級製度，造成社會混亂。聖人到底是聖人，看問題具有戰略眼光。
不過，中國的聖人所不知道的是，齊桓公之喜好，其實正與國際接軌。古羅馬時期，皇帝、執政官、將軍等有頭有臉者，所穿袍服無不以紫為貴。當時的紫色染料，取自地中海深處的一種貝類的內髒，每個隻能提取一兩滴染料，從200隻貝中獲得的染料，幹燥之後不過0.007克，因此價比黃金。這等珍稀之物，自然隻有高高在上者才配享用，“惡紫之奪朱”論在此毫無市場。
如果就色論色，比起黑白之類的“正色”來，紫色更為典雅華麗。故而，獨尊儒術的漢代之官服雖然仍為黑色，但一些零部件已經以紫為貴。其時官員上班出行都要隨身佩帶印綬，以別等級。綬是絲織的寬帶子，長可丈餘，平時垂於腹前，一端用以係印。後來居上的公孫弘丞相和張湯禦史大夫，按級別均可佩金印紫綬，而汲黯之流，則隻有銀印綠綬。難怪他老先生要耿耿於懷。
隋唐時，紫色已正式進入官服序列，而且地位甚高。唐高宗之後，各級官員的服色標準為：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則為淺青。緋即是紅色。唐代三品以上官員，位高權重，職數有限，能夠由紅而紫，殊為不易。白居易有詩雲“有何功德紆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其得意之情不難體味。白詩人在官場混了幾十年，退休前終於當上了正三品的刑部尚書，自然要吟唱一番。
要想紅得發紫，還有速成秘訣。這就是千方百計討得皇上歡心，由其發布敕令賜紫，先享受一下三品高官的著裝待遇，待時機成熟再轉為實職。這在官場上是常有的事。不過，這樣做要選準時機，掌握火候，絕不可胡來，否則便會適得其反。
唐代宗時有個宦官魚朝恩，本來是個紅得發紫的典型。代宗不但讓他掌管軍隊，參與朝政，而且居然要他負責教育係統，主管國子監。不過，這個魚朝恩得誌便猖狂，朝廷大員商議要事，他隻要未參加便要大罵：“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皇上聽了自然很不高興，因為自己的位置讓人占了。還有一次，魚朝恩給養子弄了個穿綠色官服的內給使，結果小魚上班頭一天便和同事幹起來了。於是魚朝恩第二天找到代宗說：“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沒等皇上應允，其手下已經拿出紫衣，套在了魚子身上。代宗無奈，隻好幹笑曰：“兒服之，大相宜。”但沒過多久，老大便把老魚給“哢嚓”了。
所謂紅得發紫者，其實大都還是奴才，一旦惹翻主子，難免由紫而黑。世上偏有不少人樂此不疲。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