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服飾製度雖然嚴格，但並非不可變通，皇上便常以此籠絡臣工。如果哪個小蘿卜頭辦事得力，“老大”一高興，便會傳旨準用大蘿卜頭的服飾，這便是賜服色。得賜服色是很有麵子的事情，受賜者要廣而告之，就像現在的常務副部長見報的履曆中要加一個括號，寫上某年某月享受正部級待遇一樣。宋代有一個叫聶崇義的學究，建議太祖趙匡胤重新製定服飾禮儀製度，並參照典籍弄出了個《三禮圖》，以供聖上參考。這可是給皇上臉上貼金的大好事，趙匡胤龍顏大悅，連忙下旨“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聶崇義其時隻是個國子司業，相當於大學教務長，六品官而已，而紫袍是三品以上的高幹的官服，衣紫者同時還具備了佩帶金魚袋的資格。以此聶崇義及其家人便可用“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的名義四處招搖，雖則他的活計還是督導國子監那些思慕當官兒的學生們，念叨些不著邊際的“之乎者也”。
中國服飾製度規矩之多，敢稱世界之最，曆朝曆代的“老大”們在上麵所費的心思，所玩兒的花樣，大概也是世界之最。朝廷上下總在為《三禮圖》操心，自然無法全力關注民生，國運衰微，也成常有之事。衣裝一入魔障，難免誤國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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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之賜
中國的官民之別往往體現在穿衣戴帽上。布衣，黔首，白丁，必為平頭百姓；縉紳，簪纓，冠蓋，定是顯宦高官。
想當初，隻有給皇上辦事的人，才有華服可穿，有高帽可戴，才有資格在褲腰帶上添點零碎兒。過去朝臣麵聖時要拿塊長形手板，上寫所要彙報之事以防遺忘，其名為“笏”。笏在不用時可縉（插）於紳（腰帶），人們因此把官員稱為“縉紳”。沒資格在褲腰帶上添零碎的人，隻能身穿麻布衣裳，是為“布衣”；腦袋上隻能拿塊布裹吧裹吧，因為當年秦國平民頭裹黑巾，後代便以“黔首”作為百姓的通稱；平民所穿布衣還不許繡繪花樣，必須是白不呲咧的本色，因此他們又成了白衣，以後演化為“白丁”。
白丁並非全為赤貧，也有富商大賈。這些人雖無功名卻有錢財，自然不滿足於隻穿麻布片，也想光鮮光鮮，然而這樣做往往招致麻煩。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一次到洛陽巡視，看到城裏商人穿著華麗，當即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這些精美織物，任憑你再有錢，隻要無官無爵就不許上身。詔令還規定，“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這劉氏冠本非正經玩意兒，當年劉邦在鄉間當混混時，雖然是個亭長，但也無冠可戴，於是用竹皮編了個水果簍子，頂在腦袋上過把幹癮。待到他稱帝之後，硬將這撈什子命名為劉氏冠，還當成了大寶貝。詔令所抑所揚之事，皆於情理不合，但因有強權攙和其中，無理也就變成了大大的有理，而且還堂而皇之地載於《漢書》。世間事情，往往如此。
劉邦的詔令沒有說明，著裝逾製者要受何種處罰，但後代律令則有之。如元朝《輿服誌》規定：“庶人不得服赭黃，惟許服暗花苧絲綾羅毛毳，帽笠不許飾用金玉，靴不得裁製花樣。……帳幕用紗絹，不得赭黃，車輿黑油，齊頭平頂皂幔。”違反規定者，“決五十七下。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除了屁股要挨板子，違禁之物還得全部沒收，獎給檢舉人和查辦人，這處罰夠嚴厲的。不過，該罰則也有例外，“禦賜之物，不在禁限。”律令之所禁與所弛，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強化皇權。唯此，皇上才能以服飾之賜籠絡臣民。
禦賜服飾，名堂甚多。從原料到服裝到服色到紋飾到褲腰帶，樣樣可賜。受賜之人也是五花八門，忠臣良將有之，奸臣佞幸亦有之，其中並無一定之規，全然取決於最高當權者的需要與喜好。
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時，有個官員叫顧可學，無錫人，進士出身。他在擔任浙江參議時，因被人揭發在中央部委工作時貪汙公款，被革職斥歸，在老家閑呆了十幾年。為了重返官場，顧可學以重金賄賂權臣嚴嵩，並說自己能煉製延年益壽之藥，嚴嵩遂向迷戀於長生術的嘉靖皇帝彙報此事，“上立賜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顧可學的長壽藥不是別的，“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為秋石”。但嘉靖皇帝服用之後居然覺得靈驗，於是讓他當上禮部尚書。他的老家因此流傳兩句民謠：“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尿’呼‘書’。”靠著熬尿堿，便能獲得金帛之賜，進而官升二品尚書，這禦賜未免過於荒唐。顧可學的事跡在《明史·佞幸列傳》和《萬曆野獲編》中均有記載，隻是明史略去了民謠，大概是覺得這些話實在有損於領導形象。中國的正史往往不如野史生動好玩兒，就是缺了“千場萬場尿”這類黔首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