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風毛的倡導者其實是最高執政。先秦時，上流社會的裘服講究內斂，不可過於張揚。《禮記·玉藻》就明確規定：“君子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綃衣以裼之……犬羊之裘不裼。”意思是，國君和貴族穿狐皮的裘，都要套上與狐毛顏色相宜的裼衣即罩衣，不能讓毛露出來。狗皮大衣羊皮襖之類，則不在此例。這些糙貨是草民穿的，犯不上跟他們較勁。要不怎麼說禮不下庶人呢。
這種規定也有問題，核心是剝奪了當權者“顯派”的權利。上好的裘皮大衣隻能藏著掖著，成何體統？因此後代皇帝厲行改革，破除了這一陳規。南朝時的陳文帝，便有一幅身穿裘皮大氅坐於榻上的畫像。到了清朝，裘服出鋒進而成為皇家定製，聖上冬服的馬蹄袖要以貂皮為表，還要配上鑲毛邊披肩。除了“三點式”出鋒，更有“全裸”，這就是端罩。端罩是一種毛朝外穿不加外罩的裘服，圓領，對襟，袖長至腕，衣長至膝下，隻有皇上及特批的皇子皇孫、高級親信才有資格穿之，“雖親王亦非賜齎不能服”。有最高執政毳毛畢露之服裝為榜樣，下麵的人出出鋒頭也就不足為怪了。
不過，比起榮祿之流“所服貂褂日易一襲”來，“竹布長衫皮領頭”之類的出鋒頭，未免底氣嚴重不足。套用一句北京土話，此為屎殼郎趴鐵道——硬充大鉚釘。
看來，要想出風頭，還須做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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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裝魔障
世上最操心者，莫過於“老大”。
一家之長，要為全家老小的衣食住行操心；單位“一把手”，要為幾百上千號人的工資獎金、人吃馬喂操心；一市之長，除了要惦記著幾十上百萬口人的吃喝拉撒睡，還得抽空去修橋補路掃街種樹，樹立親民形象；掙蹦到了頂級“老大”即一國之首腦，操心的事情自然更多，政治經濟、國防外交、文教體育、科技環保，等等等等。有的意猶未盡，管了本國還要管外國，有點鹹吃蘿卜淡操心。伊拉克一開戰，眼見著布什和布萊爾皺紋漸顯，純屬操心過多。
說起來，過去的頂級“老大”即一國之君，也多有瞎操心者。其時雖說日常政務有大臣們支應著，但還有不少大事小情非皇上親自過問不可，不然就得亂套。如若不信，請看《清帝外紀》的一段記載：“上即位，甫六歲。初出宮時，寒甚，侍臣進貂裘，上視裘，卻勿禦。將升輦，乳媼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勿許。上禦殿，顧侍臣曰：‘諸伯叔朝賀，宜答禮乎，宜坐受乎？’對曰：‘不宜答禮。’於是行禮。禮畢，上起立，固讓禮親王先行，始升輦。入宮，謂侍臣曰：‘適所進裘若黃裏，朕自衣之；以紅裏，故不服爾。’”
這個六歲的“上”，便是順治皇帝福臨。看起來，自打他當皇上的第一天起，便學會了處處操心。出門時，得把看護自己的奶媽轟下轎子，因為這不合規矩；上了金鑾殿，得坐得端端正正接受叔叔大爺們的拜賀，而不能再去磕頭要壓歲錢，因為這才合規矩；對禮親王代善須禮讓三分，因為這個二伯父雖然也是臣子，但曾經主持會議把自己扶上皇位，得靈活掌握規矩；更重要的是，寧可凍得鼻涕哈喇子橫流，也絕不能穿上紅裏子的貂皮大衣，因為既然成了“上”，禮服就一定得往“黃裏”去，不能破這個規矩。登基伊始，“小老大”操心受凍帶折騰，真夠戧。虧得當時沒有鬧“非典”。
順治皇帝登基大典堅拒紅裏子貂裘，在滿腹經綸的臣子們看來可絕不是瞎操心，而是天縱英明。有此智商且明乎禮數，六齡童才有資格做“上”，否則隻能一邊撒尿和泥去。中國自打有了各種“老大”之後，服裝便成了區分等級的重要標誌。官場之上，從真龍天子到大小官員，什麼人穿什麼式樣的衣裳，衣裳用什麼麵料什麼裏子，裏外衣料用什麼顏色、繡繪什麼圖案乃至搭配什麼褲腰帶，都有一定之規，皇上的一項職責便是審定標準並身體力行。有了這些規矩，大家才能找準自己的位置，頂級“老大”才能當得有滋有味。
南朝宋時，前廢帝劉子業誅害宰輔，殺戮大臣，鬧得人心惶惶。其叔叔劉彧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單，於是先下手為強，授意親信尋機把劉子業“做了”。事成之時，劉彧還在睡覺，聞得喜訊後，連鞋都沒顧上穿，光著腳丫子戴著烏紗帽便去占領禦座，召見大臣，處理政務。左右見狀覺得大大的不妥，連忙“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因為烏紗帽隻能扣在臣子的腦袋上，想要當天子必須承受白紗帽，帽子不對，名分便成了大問題，何以號令天下？因此，腳丫子不妨先光著，帽子是一定要更換的。劉彧連忙改正錯誤，按既定規矩辦，戴上白帽子後，憑借其震懾力連續除掉了好幾個政敵，穩定了局麵，一個多月後終於順利登基，是為明帝。想不到，穿衣戴帽與江山社稷還有如此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