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關中產糧已不敷首都長安消費，需要從江淮調運解決。當時隋唐大運河的中心定在洛陽，就是為了運輸糧食供應都城。但是從洛陽再到長安，漕運要經過三門峽，河水湍急，事故頻發，運輸十分艱難。隋唐兩代，皇帝經常要帶著朝廷官員跑到洛陽辦公，其實就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名曰“就食”。景龍三年關中大旱，眼見得編內編外官員馬上就要無糧可吃，有人遂向李顯建議，依照成例遷至洛陽辦公。李顯感到忒沒麵子，氣哼哼地說了一句話：“豈有逐糧天子乎？”打死也不去。虧得中宗沒過兩年就薨了，繼位的玄宗李隆基一方麵裁汰冗員，一方麵整治漕運，這才保證了皇糧的供應。
詩人岑參曾經曰：“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開口笑。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隻充沽酒資。”看來他是有資格領取皇糧的，日子過得還不錯。他的朋友杜甫也曾當過不大不小的官，後來因戰亂而四處顛簸，斷了皇糧，於是隻好吃別人的。他到成都投奔好友高適並得到接濟後，寫了一封感謝信《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 空房客寓居。 故人分祿米，鄰舍與園蔬。 雙樹容聽法， 三車肯載書。 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這詩未免有點湊合事，不過吃喝感謝信也隻能如此，即便是出自詩聖之手。因為總有些折腰的感覺。
吃皇糧人數最多的大概要算清朝。除了文武官員外，北京城裏的八旗子弟，無論當不當兵，做不做事，都能領一份錢糧，俗稱“鐵杆莊稼”。京城旗人多的時候有六十多萬，為了供養這眾多人口，朝廷在北京東城建了十三座大糧倉。專門儲存從南方運來的米糧，如今這些糧倉雖然不複存在，但名稱卻還保留著，包括祿米倉、南新倉、北新倉、海運倉等。
吃皇糧的閑人多了，正經幹事的俸祿自然就少了。清朝京官，一品年俸不過白銀180兩，二品155兩，最低的九品隻有35兩。每兩俸銀同時配給俸米一斛。到了鹹豐光緒年間，國庫吃緊，京官工資還要打八折，日子更加清苦。好在隻要人在官場，辦法總是會有的。
清代中期有一官員名叫張集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任命為陝西督糧道，負責征收皇糧供應軍隊，一年要收米豆麥二十萬石，發放十九萬多石，結餘歸己。陝西糧道是全國著名的肥缺，據說一年有三四十萬兩銀子的進項。不過，張集馨的親身體會是隻有六萬多兩，而且還有許多固定開銷。
其中，要給官員送禮：“駐軍將軍三節兩壽（即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以及官員和夫人的生日），糧道每次送銀八百兩，有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一次。兩都統每節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八旗協領八員，每節每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將軍、都統又薦家人在倉，或掛名在署，按節分賬。撫台分四季送，每季一千三百兩，節壽但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製台按三節致送，每節一千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差家人赴蘭州呈送。”此外，來往西安的官員的吃飯、聽戲費用，饋送的盤纏，都要由糧道負責，一次大約二百兩銀子，“通計每年用度，連京城炭敬，總在五萬金上下，而告幫告助者不在其內。每年入項約六萬金，再除私用，亦無複多餘”。
張集馨送禮名單上的官員，既有將軍、都統等軍隊領導，也有陝西巡撫（撫台）和陝甘總督（製台）等行政上司，這些人收受的禮金，屬合法收入，不必擔心受到查處。當時的陝甘總督，就是林則徐。看來隻要官做得夠大，各種皇糧都會有的，是不是肥缺並不重要。
清朝的皇糧多為老米。官倉的稻穀長期存放之後，顏色轉黃，米質變糟，這便是“老米”。雖然屬於變質食品，但管倉者照樣發放：白給的東西，愛要不要。因此，老米原先隻是沒錢人家才吃，畢竟聊勝於無。後來，有人研究後發現，具有皇家特色的老米通過長年存放，去了油性，既開胃又爽口，比新米還要好吃。此“老米優越論”一出，迅速得到響應，就連皇上都把老米擺上了餐桌。光緒七年元宵節那天，萬歲爺一天三頓飯，頓頓都有“老米膳、老米溪膳”。由於最高當局倡導，老米頓時身價百倍，一些糧行還專門向貧困八旗人家收購未到期的米券，到期後到官倉領取老米再轉售給那些慕名求購者，售價比新米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