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糧難吃
中國的官吏，很早便有皇糧可吃。
春秋戰國時，秦國官員的收入主要是實物，按官職大小配給糧食，作為工資。一年領取皇糧一百石以上的為“有秩吏”，已進入幹部序列；能掙到六百石以上者，則屬於“顯大夫”，相當於現在的高幹了。當時要了解幹部的級別，辦法十分簡單，隻要看看該人吃多少皇糧就行了。低級官吏的年薪不過五十石，高的可達千石。
商鞅變法後，在秦國想要做個小官並不難，隻要作戰玩兒命即可，“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明碼實價，老少鹹宜。其時秦軍作戰十分凶悍，令六國聞風喪膽，當與這套規定有關。不過，要想做大官，就不那麼容易了，需要有真本事，或是好爸爸。
秦漢年間，中國北方的主要農作物是粟，即穀子，因而支付官員的糧食也以此為基準。可百姓交納的皇糧可是雜七雜八的什麼都有，為了統一工資標準，國家製定了專門的法律，明確各種糧食折合成粟的比例，省得官員攀比。《秦律·倉律》中便規定，稻禾一石，可以抵頂粟二十鬥；大豆、小豆和麻籽，“十五鬥為一石”。由此可見，當時的稻穀還是挺金貴的，小雜糧卻不怎麼吃香，和現在的行情不同。
穀子外麵有殼，必須經過舂簸去皮才能食用，一般來說一斤穀子能加工出六兩小米。據專家考證，秦時一石合100升，一升約合342.５克。據此計算，五十石之官所得俸祿為小米1712.5公斤，供養五口之家頗為緊張，而一個千石高官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日子就相當滋潤了。說來也有意思，新中國剛成立時流行的“供給製”和最早的工資標準，也是以小米作為計量單位的。如1950年政務院頒發的中央政府工資實行標準，便分為25個等級，最高月薪為3400斤小米，最低120斤，相差28.33倍，比秦代官員收入差距還高些。不過，這包括了工勤人員的工資標準，而過去這些人是不能算官的。
秦國的“有秩吏”因公出差，還另有補助，可以享受沿途驛站供應的飯食。這也合乎情理，讓領導幹部背著個米袋子到處視察民情，也實在不成話。下級官吏則無此待遇。《秦律·倉律》規定：“月食已致稟而公使有傳食者，及告歸盡月不來者，止其後朔食，而以其來日致其食。有秩吏不止。”其大意為，一般官吏出差在外，在驛站或官府就餐，以及請假一個月不歸者，停供一個月糧食。待到重新上崗後再領“工資”。有秩吏則不再此例。這種規定未免不盡合理，小吏本來就沒有多少皇糧可領，外出公幹還要克扣，家裏人豈不是要喝西北風？看來，官大官小就是不一樣。所以一般人都要不斷追求進步。
有無皇糧可吃，後果大不相同。東晉時的陶淵明當過兩天彭澤縣令，因不願意伺候上級派來的巡視員，“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於是掛冠歸隱，寫他的田園詩去了。這“五鬥米”並非虛指，而是他一天的祿米數量。據專家考證，當時縣令的年薪是四百斛米，一半發現金，一半領糧食，平均每月可得糧十五斛。一斛十鬥，正好合一天五鬥。
不過，陶縣令沒趕上好時候，每天額定的五鬥皇糧不過是空頭支票。當時朝廷財政緊張，隻好撥出一部分公田給地方官耕種，打下的糧食充當工資，縣令有三頃地。陶淵明嗜酒，上任之後遂下令將公田全部種上秫子，用來釀酒，這下夫人不幹了，總不能一人陶陶然而全家餓肚皮吧，於是堅決要求改種粳稻。經過協商，陶老先生讓了一步，“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這才維護了家庭的和諧。
陶源明的皇糧大約一口也沒吃上，因為他隻幹了八十多天縣令，辭職時工資還在田裏長著呢，最多隻能喂牛。告別皇糧，免受俗務羈絆，陶老先生寫出了不少好詩，但日子過得也真是苦，最後竟然落到“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的地步。一般文人受不了這份罪，因此還是要做命官，吃皇糧，該折腰時就折腰。折腰最多沒麵子，不折腰則會餓肚子，孰輕孰重，就看你怎麼掂量了。
唐朝初年文武官員工資中也有祿米一項，從正一品的一年七百石，到從九品的三十石。僅供養百官，朝廷一年就需要糧食五十萬一千五百多斛。這隻是貞觀初期的數字。當時唐太宗對官員編製控製很嚴，據杜佑的《通典》記載“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因此供養這些人的花銷還不算大。此後，官員數量出現了持續增長勢頭，到了唐中宗時，更是全然沒了規矩。
唐中宗李顯是個倒黴蛋兒，剛當皇帝一年便被母後武則天給廢了，戰戰兢兢又熬了二十年才再度上台，於是便可勁兒瞎造，好把耽誤的美好生活補回來。瞎造的表現之一便是隨意封官。他曾經一年封了兩千多名員外官，景龍三年（709年）的一個月中便任命了七個宰相，很爽。這些官員多到在衙門連個板凳都沒有，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三無”指的就是宰相、禦史和員外官。員外官雖然沒事可幹，但俸祿卻不能少。這下便有些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