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朝，看盤之風更盛。皇上設宴要擺看盤，已成為宮中定製。北宋徽宗趙佶所畫《文會圖軸》中，有一大幫人圍坐在一張大方桌旁大吃大喝。每人麵前杯碟橫陳，桌子中央還有八個大盤。這些似乎便是看盤，因為所放的地方誰也夠不著，而且盤中盛裝的食物全都冒了尖，稍動便會塌方，實在不便於下箸。南宋度宗為皇太後祝壽，大宴文武百官，各國使節。壽筵要按來賓的官階擺放不同看盤。高級一點“每位前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低級一點的“看盤如用豬、羊、雞、鵝、連骨熟肉，餅蔥、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漿水一桶而已”。擺了這麼多隻看不吃的東西，居然還隻是“而已”，實在是暴殄天物。
中國過去的皇帝為什麼非要搞出這類隻看不吃的玩意兒？答案其實很簡單，要以此來顯示九五之尊與升鬥小民的區別。如果大家吃飯都是一個模樣，這皇上當得有什麼味道？因此必須在吃的形式上弄出點與眾不同的花樣。這道理，和法國國王喝碗湯也要人鄭重其事地護送是一樣的。
看盤一入詩文，便要雅起來，稱作“餖飣”，也作“飣餖”。黃庭堅有詩：“歲豐寒士亦把酒，滿眼飣餖梨棗多”，說的便是看盤。看盤既是中看不中吃的東西，因此“餖飣”又用來形容文辭重疊但空洞無物的文章。魏源說：“浮藻餖飣，可為聖學乎？”其中“餖飣”便是這個意思。
如今，餐桌上的餖飣少見了，別一種餖飣則還存活於報刊書籍之中。這類看盤其實更需大力清除。
仕而優則食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食。曆朝曆代，做官者一入高幹之列，夥食往往會上一個大台階。
早年間，什麼人可以享受什麼供應，在官場上是有明文規定的。據《春秋公羊傳》記載，當時的國宴標準是：“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違規者就是謀逆。天子九鼎之中，置放的肉食依次為牛、羊、豬、魚、臘、腸、胃、膚（切碎的肉）、鮮魚、鮮臘。大夫的五鼎，所裝之肉則是羊、豬、魚、臘、膚。宴會所用之鼎並非炊具而是禮器，作樣子用的。開飯時要先將做好的肉食放在庭院中的鼎內，再從鼎中升於俎即切肉砧板上，然後讓侍應生在俎上將肉切割好，進奉給不同等級的吃客，由他們蘸著各種調料享用。
用現在的眼光看，即便是天子享用的九鼎之食，也實在稀鬆平常，別說沒有鮑魚燕翅，連雞鵝蝦蟹都見不著。不過對那個時代的老百姓來說，這些吃食卻是一輩子都夠不著的美味。按照孟老夫子關於“仁政”的宏偉設計，“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也就是說，遇到明君，趕上“仁政”，活到七老八十，好歹能沾點葷腥有口肉吃；如果遇不到趕不上，混到嗚乎哀哉，也還得吃齋。慘哉，慘哉！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使得庶民中的讀書人要千方百計往官場上擠：即便碰上昏君趕上“暴政”，好歹也能添些油水，混個肚兒圓。
提高夥食待遇也得講究最優選擇。往九鼎上掙蹦，風險太大且有悖讀書人本性，敢發“彼可取而代之”豪言的，往往是項羽一類的武人。七鼎呢，也不好混，除非家裏有個傾城傾國的好姐姐好妹妹幫忙。於是，弄個與五鼎相伴的大夫當當，便成為一般文人的最高追求。西漢時的主父偃說得幹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主父偃最後算是實現了目標，靠著給漢武帝寫折子得到垂青，一年之中連升四級，做到了中大夫，夠得上“五鼎”級別了。不過，他老人家有點過於急功近利，仗著皇上的恩寵整人，自己又不幹淨，受賄，於是被人告發。最終，給他“五鼎食”待遇的皇上，把他的腦袋“哢嚓”了，也算是成全了他的“五鼎烹”的初衷。可見，當官如果僅僅為了吃飯，懸。
主父偃時代的“五鼎食”，其實隻是一種比喻。因為當時的飲宴已經不太聽說弄上一大堆鼎壯門麵的事情。其中原因大約有三。一是手續太煩瑣，一道菜老得鼎裏鼎外地折騰，總也吃不到嘴裏，著急；其二是吃的花樣多了，就那麼幾個鼎也玩不轉，再增加吧，又沒有經典可循；更重要的是，皇上舉行宴會也想創新，來點輕歌曼舞佐佐餐，免得消化不良，可這些新潮玩意兒與鍾鳴鼎食的老套路實在不搭界。於是，幹脆把鼎一“革”了之。
自打兩漢之後，官方吃喝取消了鼎級製，對於飲饌技藝的提高是大有裨益。因為吃喝不再有行政級別限製，一些過去屬於“五鼎食”階層的主兒便可放心大膽琢磨如何吃得更有味道更有境界，而不必總停留在羊肉片蘸醬的水平上。隻要收入來源正當，別說“九鼎”，就是吃“十八鼎”也不犯法。如此，自然會催生出不少美食名饌。中國早期的不少飲食專門著作出現在魏晉南北朝，而且一些作者來自長期為官的世族大戶，恐怕與官方飲食體製的放開搞活不無關係。如北魏時的崔浩，其父係為當時中國北部第一等的高門大族，其母係屬於範陽盧氏，也是曆代為宦的名門望族。崔浩將崔範兩家的飲饌經驗進行了係統總結，寫成《食經》一書。盡管此書後來失傳，但專家認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已經收錄進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而《齊民要術》則被認為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集飲食學之大成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