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什麼對養老如此重視，甚至要由最高當局出麵進行輿論導向？蓋因當時沒有社保低保醫保之類的名堂，老人失去謀生能力後，隻能由後輩供養，否則便會鬧得雞飛狗跳，天下不寧。《禮記·鄉飲酒義》說得明白：“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由於養老之事關係到國家之安定，臣子為此搞點小偷小摸什麼的，老大一般也不會深究。
南朝陳宣帝陳頊的國子祭酒徐孝克，逢到皇上請客時，嘴巴沒見怎麼動，桌上的東西下去卻挺快。宣帝覺得奇怪，便讓手下暗中觀察怎麼回事。原來，他老兄把吃食果品都塞入紳帶捎回家去了。紳帶就是官服外麵的腰帶，因其幅寬，故能夾帶不少東西。再一打聽，原來徐某是帶回去給老娘吃的。宣帝得知真情，“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遺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這下徐孝克可以堂而皇之將宴席吃喝帶回家中，用不著再麻煩褲腰帶了。不過，盡管“時論美之”，卻沒見有人克隆徐孝克之舉動。誰都明白，皇上自掏腰包樹這個典型，不過是架了口表彰孝行的空鍋，添柴加米還得各家操持，如果真有人為老爹老娘的肚子掂量起禦廚房的庫存來，先得當心自己吃飯的家夥。
敬老之舉，官場亦間有之。清代的科考每三年舉行一次，舉人在得中次日要參加鹿鳴宴，拜謝主考，聯絡同年，為今後事業發展做鋪墊。如果某人中舉之後繼續進步，那麼在一個甲子即整60年後，還可以接著再吃一頓，與當年的新科舉人同赴鹿鳴宴，順便拍拍老腔。有資格重宴鹿鳴者，待遇其實大不相同。皇上身邊的一二品大員，吃喝之後還另有名堂，或授銜，或贈匾，十分風光。其餘的小不拉子，吃完飯，走人。官場敬老，原本就是這麼回事。盡管如此，有幸重赴鹿鳴宴者，不管地位高低，對此仍十分看重，不但生前四處宣揚，死後還要在墓碑中重重提上一筆。因為能吃上這頓飯的人總得八十出頭，在官場上熬到這一天實在是不易。
清代重宴鹿鳴者，有一湯金釗，字敦甫，浙江蕭山人，當過吏部、工部尚書。林則徐因禁煙被撤職後，他還向道光皇帝進言重新起用林則徐，也算是有些見識。湯金釗還是個孝子，但孝順過了頭，也鬧出了故事。據《新世說》記載：“湯敦甫公布被脫粟，性尤篤孝，蒸蒸為孺子慕。當辛巳假歸時，公年已逾五十，贈公（官員之父的通稱）猶命同床臥起，曰：‘吾以為十歲兒也。’”自己靠兒子出了頭，卻還要倚老賣老把人家當小孩兒耍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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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讀“講究”
凡事不宜苟且，而於飲食尤甚。這是清代袁枚老先生的訓示。想想也是，中國飲食，之所以有那麼多花樣，有那麼多說道，就在於處處不苟且，或者說處處有講究。
一部《隨園食單》，貫穿其中的無非“講究”二字。從辨味、選料、火候到調味、用器、搭配，直至上菜順序、菜量多寡、刷鍋洗碗，全有一定之規。其中論述，多有道理。比如對作料功用的評價：“廚者之作料，如婦人之衣服首飾也。雖有天姿，雖善塗抹，而敝衣藍縷，西子亦難以為容。”論述就很精到。無怪乎袁枚對於這本食單甚為得意，自認為體現了聖人之旨，於是未免有些自大，在書中把他人貶得一錢不值，說什麼李漁之輩的著述絕不可信，按照他們所說方法做飯做菜，“皆惡於鼻而蟄於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文人相輕，大抵如此。
相輕無妨相輕，自大自去自大，旁人實在說不得什麼。但是口之於味，有同嗜焉，有關“講究”的一些基本原則，畢竟還有客觀標準。非要掃蕩前人，另起爐灶，難免會鬧出笑話。
比如說，李笠翁在《閑情偶寄》中對做魚吃魚便很有講究。他認為：“食魚者首重在鮮，次則及肥，肥而且鮮，魚之能事畢矣。然二美雖兼，又有所重在一者。如鱘、如鯽、如鯉，皆以鮮勝也，鮮宜清煮作湯；如鯿、如白、如鰣、如鰱，皆以肥勝也，肥宜厚烹作膾。”這些見解就不好全盤否定。於是袁枚隻好另外找轍，說什麼做鰣魚萬不可切成碎片加雞湯煮，或是去其背，專取肚皮，以顯示自己還有高見。不過明顯是見了丈母娘叫大嫂——沒話搭話。
李漁又說：“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先期而食者肉生，生則不鬆；過期而食者肉死，死則無味。遲客之家，他饌或可以先設以待，魚則必須活養，候客至旋烹。魚之至味在鮮，而鮮之至味又隻在初熟離釜之片刻，若先烹以待，是使魚之美，發泄於空虛無人之境；待客至再經火氣，猶冷飯之複炊，殘酒之再熱，有其形而無其質也。”這些話說得更是到位，而且很形象，讓袁才子否又否不得，超又超不過，實在是起急。因此他隻好在《隨園食單》中，將治魚之道草草帶過，說什麼“魚起遲，則活肉變死。……魚臨食時，色白如玉，凝而不散者，活肉也；色白如粉，不相膠粘者，死肉也。明明鮮魚，而使之不鮮，可恨已極”。這些話雖然沒味道，好在袁老先生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大罵兩聲“可恨已極”，總算沒有太丟麵子。可見，說話不可太過。一過，難免把自己送入尷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