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瞞天過海。
我說：就算李肯幫忙，敢保齊書記買他的賬？
孫式口氣肯定地說：會。
我問：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孫式一邊拉下來的嘴角，知他在笑。
知他不便多講，我也不再問，可有些事情總是想不通，忍不住又問：既然有王大秘，幹嘛再繞一個彎子去找李彤，讓王大秘直接對齊書記講講還不一樣？
孫式說：不一樣，該誰講就得誰講，一點不能錯，這件事必須李彤跟齊書記講才成。
我說：我越來越不懂了，偌大個世界莫非隻有李彤能跟齊書記說上話？
孫式說：當然不是，問題是與齊書記能說上話的關係目前我可動用的隻有李彤一個，如果我能求動省裏領導，誰說句話都可以，問題咱掛拉不上，想來想去也隻有去求李彤了。
我說：他，一個在押犯人……
孫式的嘴角又拉下來，說：韋主席有些認死理了，在押犯人咋，人家連婚都能結，這還不能說明問題麼。
我問：你是說他現在仍然具有能量？
孫式說：也不是能量不能量的事。
我問：那是什麼？
孫式說：說破天機驚死人啊。
我等孫式講下去，不料孫式倒向我發問：韋老師你寫過反腐小說麼？
我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倒想起那年在廣州開會，一位以寫反腐小說著稱的同行問我在寫什麼作品，我籠統說了說，這位同行聽了搖了搖頭，說老韋你老是苦難啊底層啊地寫，不行啊，兩頭不討好的，你應該像我這樣寫反腐題材才是。我知道他對我的規勸完全出自善意，是對我“認死理”寫作的不忍。我誠懇地回答：我不善於寫那種作品，我對官場知之甚少。他說並不難，在中國腐敗現象比比皆是，人物，情節可信手拈來，隻要寫出一個正麵人物，說明共產黨反腐，國家有希望，作品再尖銳也能立住，而且也不能說現實中就一個好官沒有。我說在未揭發之前，誰又知道是清官還是貪官？他說管那麼多幹嘛，你讓他當清官就是清官嘛。我沒說什麼。他又說：老韋我讀過你的《中國那一年》，是不錯，很深刻，可印數才幾萬啊，下那麼大功夫效益寥寥，不值當。我說靠寫書發財不容易。他說不見得，你知道我的一本書能進賬多少？五輛奧迪。我有些想不到，五輛奧迪可折一百五十多萬呢。接著他一一道出小說版稅多少，影視版稅多少，劇本改編費多少，一算還真有他說的這麼多。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那位同行對我的啟蒙談話，同時也對他的友好與坦誠心懷感激。
我對孫式說：恐怕反腐題材也不是想寫便能寫的。
孫式說：韋老師不寫，我倒可以說了，千萬不要寫那種東西，淨是扯淡。
我問：為什麼這麼說？
孫式說：太假了。你想想，一個連官場邊都沾不上的作者又怎知官場內部的奧妙呢？那黑幕裏的景觀任你怎麼想象也是想象不出來的，胡諂出來的東西隻怕那些當官的看了會笑掉大牙。
我沒說話，心想你個孫式，既然對官場有如此悲觀的認識，卻又怎麼睜著眼說瞎話，大唱讚歌呢？
說話間就進到了長莊鎮。
兩輛車一前一後停在派出所門前，下車進到院裏，見郝所長正在指揮手下人練習擒拿功夫，與我們打了照麵卻不予理會，繼續操練，直到練完停下，才向我們走過來，悻悻說：車不是已經發還你們了嗎？
萬早把笑堆在臉上，剛要說話，被薑先生搶在前麵說：我們來不是為車。
郝問：為啥？
薑先生說：聽說我們廠的工人給抓起來了，我們來保他們出去。
郝說：這不可能，他們是犯罪嫌疑人，必須依法論處。
薑先生說：他們沒有犯罪。
郝說：是你們報的警，說有人劫車，我們才展開抓捕行動，現在犯罪嫌疑人已供認不諱，我們也有鎖車的鐵鏈子做物證，是鐵證如山的。
薑先生問：我們撤訴可以不可以？
郝說：不可以。刑事犯罪屬國家公訴，不是民事案件，想撤就撤。
薑先生瞪眼說不出話，白眉毛一聳一聳。
孫式把我拉到一邊，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大致說了說，孫式想想說：他們迫於上麵壓力把車歸還了，可心裏窩著火，所以就把本不想抓的人抓了。他們有抓的理，也有不放的理，這事有些難辦了，要不就甭管了吧，農民鬧事，也是自作自受的。我說這些人挺可憐。孫式說可憐的人多去了，你管得了那麼多？我說倒不是我一定要管，是薑先生。孫式說你去跟他說說，讓他認清現實，不是他想咋就咋的呢。
我想也隻能這樣，就按孫式說的，好說歹說把薑先生拉到派出所門外。
回到市裏，孫式又叮囑我不要走，明天和他一起去鬆山。一是抹不開麵子，另外也想見識見識一場在監獄裏舉行的婚禮，便答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