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猶記讀到這篇文章時的激動，它挑明我內心的困惑。也是大約十年前，我決定以寫作為業。那是90年代末的中國。詩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結束，它是個新聞報道的時代。全球商業、技術、消費、信息網絡似乎不可逆轉地改變中國，她似乎再一次獲得新生。這也是個新信息湧動、舊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這一代的寫作者不再以司湯達、卡夫卡、馬爾克斯、T.S.艾略特為楷模，鍾情的是《時代》、《滾石》、《經濟學人》的新聞寫作。似乎隻有這種明快、跳躍的新聞體，才能把握這個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
我突然發現自己占據了意外的優勢。一知半解的英文、雜亂的知識、熾熱的青春表達欲、模仿英文雜誌的寫作風格，這些因素令我充當信息斷層中的填補者。我引用約翰·穆勒來為個人自由辯護，用哈耶克與波普爾來反對計劃經濟與封閉社會，用愛默生的“美國精神”來映照“中國精神”，用彼德·德魯克的管理理論來探討中國的商業社會，為互聯網革命將改變中國而歡呼……我對所引用的人物是確切了解還是對他們的思想充滿誤讀，沒人深究這一切。對一些人來說，它正好是個熱氣騰騰的中國的寫照。而對於我的很多同代人來說，我一廂情願的樂觀打動了他們，我們都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我們的成長恰好相逢中國曆史上少見的和平與繁榮，沒有大規模的動亂，不中斷的經濟增長，日漸開放的社會，日漸增多的個人自由……我們的雄心也隨之膨脹，認定自己必將是一個新時代的締造者，我們還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躍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這股熱情慢慢退卻了。我日益感覺到自己對寫作的對象缺乏深入的探索，隻在不同的概念之間跳來跳去。我對世界豐富性的陳述，隻是表層的豐富。而當我在談論中國時，又經常像是隔靴搔癢，總是觸不到它的本質問題。在這背後，很可能是我對智力與道德責任的逃避。在智力上，我過分依賴於別人的思想，它們膚淺地鑲嵌在我思想的表層，從未和我的頭腦建立起有機的聯係；而在道德上，我則一直在回避深層的追問，那些我推崇的信念從未真正在我的內心生長起來。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樣，我也是個不自覺的投機主義者，我依賴於外界環境對自己的評價，而不是內心的準則。知識、思想，甚至理想主義，有時都不免是我投機的方式。
另一方麵，我也感覺到自己與社會情緒之間發生的分裂。讀者不再興奮於我興奮的東西，社會推崇的價值觀越來越與我期待的不同。我相信個人多元價值，知識分子的曆史責任，市場經濟與小政府，認定個人的自由與豐富才是政治經濟製度的目的。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卻目睹中國重新走向封閉，對集體主義再度認同，一種強烈的反智、反精英主義情緒日漸濃鬱，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又一次興起，粗鄙的大眾文化全麵勝利……我覺得憤怒與不安，也感到挫敗與焦慮。但我還說不清，這日漸增長的無力感來自對自己的憤怒還是對社會的不滿。
我的“第一股風”似乎結束了。
我以為自己會擁抱劍橋，卻發現自己下意識地逃避。符合我一切期待的新環境，也沒給我帶來內心的鎮定。很多個早晨，我坐在圖書館的茶室裏，內心彌漫著慌張。桌上同時鋪著好幾本書，我從這本跳躍到那本，擔心錯過任何重要的段落。
倘若我的“第一股風”是即興、激情、碎片、截稿壓力式的寫作，如今我想寫得更深入、更係統、更富個人洞察力，要承擔起一個作家對應的知識與道德上的責任。
如何獲得這一切？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發現自己掉入了新的困境。穿過圖書館林立的書架時，興奮與絕望同時洋溢在我心中。我關心的所有事物，都有人做出了詳盡的、出人意料的探討，如今我可以彙入這股傳統，讓自己的思考更豐滿，但同時，我的意義何在，我能為其中添加些什麼樣的新東西？我也沒有進入劍橋的社交生活，我回避正式晚餐，明知可能碰到有趣的交談者，英國的分析哲學家、匈牙利裔的戲劇教授、研究以色列中世紀猶太教的博士後、來自巴西的寫小說的材料學家……他們都可能出現。很多時刻，我迫不及待地鑽回我的房間，聽收音機、泡在浴缸裏，不無病態地沉浸於寂寞與感傷裏——我覺得自己輕飄飄地附著在明信片一樣的劍橋上，我找不到支點，思想與身體都失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