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的校園
來劍橋的第一個月，我每天晨跑。從赫肖爾路上我住的克萊爾堂開始，繞過有著飛簷與亭台的李約瑟研究所，回到格蘭傑路，穿過一片草坪，進入聖約翰學院的鐵製後門、劍河上的小橋、被中世紀紅磚牆包圍起的中庭。白衣的廚師們推著餐車進入飯堂，黑衣的看門人在門口閑站著，看到我跑過來，偶爾問一句“早晨好，先生”。我穿過聖約翰的前門，來到市中心。要到10月才正式開學，小鎮的清晨仍很安靜，科斯達咖啡館剛剛傳出研磨機的轟鳴聲，海佛斯書店的鋁合金門才拉上去。我仿佛無意闖入一張明信片，一切精致如畫，有如夢幻。
它和我剛剛離開的北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自稱有三千年的曆史，北京卻是一座嶄新、躁動的城市，歲月沒有給它智慧與從容，隻有慌亂與焦灼。無處不在的噪音、不斷聳起的高樓、閃爍不停的霓虹燈、灰塵與廢氣籠罩的天空、黑壓壓的人群……在它不斷變化、活力十足的外表下，是道德、審美上的衰敗，精神上的僵化。權力與金錢的邏輯統治著一切，建築的外觀、馬路的寬度、空氣的質量、藝術的品味，還有人的內心。因為沒有內在的準則，人們被速度、規模、亢奮吸引，因為這速度、規模與亢奮，人們沒有耐心與機會建立自己的內在準則。
冬日的國王學院，這裏的學生曾以左派激情著稱。
劍橋是用腳與自行車輪丈量的城市，步行五分鍾就能到達的音樂廳，十分鍾的戲院，十五分鍾的電影院，四處散落的咖啡店、酒吧、草坪與書店。它也是緩慢生長的社區，13世紀的彼德豪斯學院，15世紀的三一學院，16世紀的聖瑪麗大教堂，1887年的菲茲比利餐廳，三十多年前才建起的新卡文迪許實驗室……它的新時代，不以埋葬舊時代為代價。平衡感貫穿於每一個角落。這裏是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教堂的鍾聲在每個傍晚擴散在城市裏；這裏湧動著新思想，但傳統被無限地尊敬，拉丁語的祝詞之後，晚餐才正式開始；這裏遵循著等級製度，隻有研究員才能踩過學院的草坪、坐在高桌上吃飯，智力上的挑戰卻被無限推崇；藏書八百萬冊的圖書館象征著文明的延續，但草坪上總躺著懶散的牛群，天鵝與野鴨都在劍河上遊蕩；這裏的年輕人被鼓勵自由精神，卻也強調紀律與競爭，你可以生活閑暇，也可以穿進每一間教室，傾聽托馬斯·阿奎納的神學、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自由主義或是日本電影的變遷……
知識、傳統、教養、自然、安靜、大把閑暇的時光，這裏有我在北京渴望的一切。我期望它能平緩我越來越強的焦躁與無力感，給我的寫作生涯注入新的動力。
在之前的兩年中，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說的作家“第一股風”的結束。在一篇真摯的自傳性的文章裏，他把一個作家二十多歲時的創作稱作“第一股風”。他關於世界的最初經驗開始在體內形成，他開始更嚴肅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這是個令人陶醉的寫作過程，他生機勃勃，自信十足，充滿自我發現的英雄主義。他不僅受惠於內在的活力，時代也常常寵幸他，他的自我表現與時代情緒恰好合拍，他贏得喝彩與聲譽。這個過程大約可以持續十年。漸漸地，他發現自己耗盡了最初的經驗與能量，嚐試過各種角度，而同時，外部環境也發生轉變，不再熱情地接納他之前的努力了。
哈維爾是在1976年寫下這些文字的，那時他在等待創造上的“第二股風”的到來。他的“第一股風”從50年代末開始。他是個劇作家，在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中，他的資產階級出身把他從社會等級的頂端推向底層，備嚐生活的荒誕與心酸，這也為他的荒誕劇提供靈感與素材。在他嚐試寫作時，捷克的政治氣氛開始鬆動。他的劇本不僅不斷地上演，其中的荒誕、反諷的語言與情節激起廣泛的共鳴：革命實驗帶來了一個機能錯亂的社會。他的“第一股風”在1968年結束，不僅因為熱情與才能的逐漸耗盡，更是外部環境的轉變。蘇聯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或者流亡，或者淪為清潔工、建築工人，沒有劇院再能上演他的劇本。
哈維爾相信，在“第一股風”結束後，作家有三種選擇：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過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來鞏固自己已獲得的地位、表現出的創造力，它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我重複。對於一個更為嚴肅的作家來說，他還有第三個選擇，他拋棄過往的自己，把自己從昔日的經驗、公眾的期待、熟悉的題材與論調中擺脫出來。這也是一次重新發現自我、發現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測到你的新聲音，等待新經驗的醞釀成熟，它將是你寫作生涯的“第二股風”。如今我們知道，哈維爾最終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風”，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不再寫劇本，卻成為我們時代最深邃與動人的散文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