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為所有熟悉的朋友與關係都消失了？是因為受挫的自尊心，我在中國贏得的小小名聲不起作用，語言屏障令我覺得自己笨拙不堪，還是因為生活上的不適，飯堂裏總是炸魚、薯條和白得令人不安的火雞肉？或者是一個青年的性欲被壓抑了，在周末夜晚的酒吧裏，我看著這些年輕、俊美、來自世界各地的姑娘，卻不知道該如何和她們發生關係？是因為一個訪問學者的生活太過自由了，不需要上課，沒有必須完成的義務？……
我第一次獨自生活在海外，多少吃驚地發現，這徹底的自由讓我心生恐懼，豐富的生活竟讓我退縮。我原以為這一年，我會多談談亨利八世、國王學院的左派傳統、《倫敦書評》、查令街的舊書店，以及羅素、凱恩斯、奧登的世界，結果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多地寫作中國，而且是當代中國。
多年來，我批評她是個扭曲、異化、無根、淺薄的社會。如今，我卻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她的存在。似乎正是在這種批評及其激起的反應中，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價值。
為了了解這個中國，俾斯麥時期的德國曆史，東歐與俄國流亡知識分子的命運都出現在我的視野裏，他們都活在一個國家主義占上風、個人自由潰敗的年代。但也正是在黑暗中，一些心靈綻放出特別的光芒。似乎劍橋的自然、寧靜、豐沛，加劇我對扭曲、瘋狂、匱乏的興趣，讓我真正感興趣的是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米奇尼克……他們似乎都在提醒，我一直在逃避的東西是什麼。
是疏離感讓我覺得脆弱，要從那些流亡者身上尋找力量？是豐盛的人類文明讓我不知所措，所以要拚命抓到一些更熟悉的東西？還是我正在尋找自己的內在的使命？可能都是。我隱隱地感到一種新情感在內心浮現，但不知道它是假象，還是真的變化。
過多的自我分析是危險的，它難免掉入自戀的泥潭。不過，我從前的自我分析實在是太少。你甚至可以說，成長在中國社會，你很少有機會進行真正的自我分析。我們總是生活在人群中，被無處不在的人際網絡包圍，更重要的是，一套實用主義的思想係統深入每個人的頭腦。個人很少具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他總是從屬於某種社會標準。知識與精神也總是現實力量的附屬品。這可能也是中國的流亡者中沒有產生東歐與蘇聯流亡者中的知識與道德上的巨人的原因之一。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宿命般的要和中國社會發生關聯，一旦脫離了土壤，就像失去了養分的植物。即使其中最傑出的頭腦和心靈，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倘若不能用自己的知識與道德力量來變革中國，就備感失落。但這也像是個悖論，倘若你無動於衷於中國的種種困境，你必定是個逃避主義者；但倘若你的頭腦與內心被這些困境全盤占據，你又不可能建立起自我的精神世界。
這種平衡難以把握。一些夜晚，我發現自己陷入信心危機，發現自己沒有道德勇氣直接麵對中國社會的困境。知識、思想是要來對抗壓迫、不公、謊言的，我也仍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以至我如此渴望一個現實社會對我的回饋。多年來，我在寫作中倡導的一切，個人、自由、獨立、內心，都隻是我的功利主義的裝飾物，它們讓我與眾不同，贏得喝彩。但我從未真正了解它們的內涵，倘若它們帶來的是傷害、危險、孤立，我還可以繼續嗎？
我隱隱地意識到，倘若我的寫作生涯存在著“第二股風”，它一定與此相關。
留學生們
《一個美國人在維多利亞的劍橋》初版於1852年，手上的這本是2008年的新版，淡黃色的封麵上有校園生活的鉛筆素描。1840年到1845年，美國青年查爾斯·艾斯特·布裏斯特德在劍橋的三一學院讀書、辯論、醉酒、劃船……布裏斯特德不是個多麼傑出的作家，卻是個誠實、敏感、勤奮的記錄者。這本書既是一個青年的成長記錄，也是兩種文明的相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