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零”學生運動發生後，“學潮”一浪高過一浪，令蔣介石、葉秀峰等人寢食難安！在此情況下，國民黨當局加大力度對“學生運動”進行控製。為了挖出學生運動的共黨“細胞”，國民黨當局對學生采取甄別的方式，即“通過者即可上學，不通過者即被逮捕”。
國民黨當局的“甄別”法無疑是戴著“有色眼鏡”的，此法一經推出便招致了學生們的極大憤慨。學生們怒斥當局：“對學生進行甄別，無疑是一種不尊重學生人格的行為，同樣也是打擊學生追求‘自由’、尋找‘真知’的勇氣。”浙江地下黨負責人翁迪民與杭州市內的各個學校學生組織進行研究，針對國民黨的“甄別”法采取有效應對措施。
與此同時，杭州市內所有大中專院校一致響應“五二零學生運動”的思潮，高舉“向炮口要飯吃”等旗幟，展開一次次有規模的遊行活動。當然此情此景必然引起蔣介石的極大關注。蔣介石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折騰了幾天後便喊來葉秀峰，並對其進行怒斥。
蔣介石怒拍桌子道：“娘希匹！學生們翻了天，你這個堂堂中統局局長竟然坐視不管，你究竟想怎樣？”
葉秀峰嚇得不敢作聲。
“南京亂成一鍋粥，北平、上海也鬧得厲害，現在浙江也鬧起來了！這些事天天就像‘蚊子’那樣，嚶嚶嚶嚶地鬧個不停！你現在趕緊想辦法，不要讓學生們繼續鬧事！前線打著仗，後方鬧‘學潮’，如不加以百倍防範，政權便岌岌可危了！”
葉秀峰迅疾回答：“我一定不會辜負總裁的期望！”
葉秀峰挨了一頓罵，回到中統局亦是一臉的悶悶不樂。他立即開了一個內部會議，他將蔣介石的訓話內容原封不動地傳達給大家。隨後，他致電浙江調統室主任俞嘉庸，讓其監視浙江學生的一舉一動，如有動靜，則立刻展開行動，阻止學潮發生。
俞嘉庸得到命令後，便將剛剛成立不久的特務組織“浙大學運小組”從中統杭州區劃歸省調統室，並不斷向浙大輸入“細胞”，偽裝成進步學生與學生組織領導進行接觸，並騙取其信任，獲取情報。就在此時，一個學生組織的領導者進入了中統特務的視線，此人叫於子三。
俞嘉庸對葉秀峰說：“於子三是浙大運動的積極人物，同樣還是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如果控製住他，就能夠控製住學潮！”
“於子三的底細查了沒有？他是不是共黨分子？”葉秀峰問。
“不是，隻是積極分子而已！”
“積極分子？難道共黨給他好處了？”葉秀峰目露凶光，“既然是學生代表、運動的發起人，那就對他進行嚴密監視，如無法控製，可直接逮捕！”
俞嘉庸於是下令給特務室的特務以及浙大“細胞”，讓他們密切監視於子三的一舉一動，如有情況及時上報。
於子三原名於澤西，山東牟平縣初家鎮前七夼村人。1944年10月，於子三考入流亡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農學院農藝係，受浙大“求是”學風熏陶和革命思想啟迪，他毅然投身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並擔任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1946年秋，加入浙江大學秘密進步團體“新潮社”，後擔任該社浙大農學院分社社長。1947年春，於子三積極參加“國統區”“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請願運動，於1947年5月被再次選為“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
說起於子三，不得不說說於子三所在的革命土壤“浙江大學”。其實浙江大學自建校以來就有“學運”傳統。“九一八”事變後，浙大學生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政策進行反抗，他們聯名來到南京請願：要求國民政府抗日！
“一二·九”運動中，浙大響應北平學生不畏嚴寒、冒雪上街進行遊行示威，並準備赴南京請願。1945年3月，浙大教授費鞏早在重慶神秘“失蹤”，浙大學生舉行罷課，發表《促進民主憲政宣言》，後來此宣言得到了昆明西南聯大、重慶中央大學等校的熱烈響應，成為全國學運高潮的新起點，因此浙大被譽為“民主堡壘”。在這樣的革命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於子三，自然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
“五二零運動”前夕，於子三在浙大召開了第一次學生大會，並通過了“不達要求、無限罷課”的決議。
翌日，於子三帶領一千多名學生到火車站歡送赴京請願的學生代表。
“五二零慘案”發生後，在於子三的號召和帶領下，三千多名學生舉行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活動，並得到了廣大杭州市民的擁護。此舉令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大罵：“浙大乃共黨分子的大本營也！”於子三也因此登上中統局的“暗殺花名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