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打壓工人運動，葉秀峰還拚命打壓學生運動。
為什麼當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接連不斷呢？還是讓我們通過報紙的報道，回顧一下當時的曆史實況。
據1947年2月11日《文彙報》記載：當時米價狂升，市場僅糯米一種，均每升2000～3000千元左右。黑市已無米出售，唯各米號隻有西貢米應市，每擔7萬元左右。若幹米號已將白粳米屯於店內，對上門客皆告無米可售。舊主顧可暗中購得白粳米，每擔價在11萬元或12萬元不等。雜糧、食油、麵粉等一致跟升，國內的經濟物價已瀕臨崩盤，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
1947年2月28日，《文彙報》刊出一個洗衣工人的呐喊：“我是一個洗衣工，我們的工資是依照市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數計算的，我們的工資一直沒漲，然而物價不斷上漲，簡直是要我們死了完事！”
當然，為了平抑物價，蔣介石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一係列的限價政策出台之後，米價不僅沒有得到控製，反而更加嚴重地刺激了物價。
後來，白粳米28萬元100市斤、豇豆19萬元100市斤，卷煙、火柴、肥皂等悉數暴漲，在物價狂飆且商家囤貨不肯出售的情況下，老百姓如何支撐自己的生活？
於是1947年的5月7日，南京浦鎮發生“搶米事件”，翌日，上海也有12家米店被搶……
隨後，上海老百姓先後向國民黨總工會和社會局請求：“解凍”生活指數！在上海百姓的帶動下，全國各地工人和學生都發起了“反饑餓”運動。
現在，我們大概就可以明白，為什麼許多手無寸鐵的學生們，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選擇運動，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內戰
浩浩蕩蕩的內戰，西起甘肅，北到熱察，東至吉林，南達長江。國民黨為了打贏這場內戰，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俗話說：仗越打越窮！況且這個仗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的老百姓則兩頭受氣。戰區的百姓，不但餓肚皮，而且在戰火的硝煙中“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打仗就要“拚糧”，造成糧油如此高價的原因在於部隊征糧、戰爭消耗。糧食都調去戰場了，老百姓吃什麼？總之，戰火一日不停，老百姓便要餓一天肚子。在此情況下，學生們也吃不飽肚子，吃不飽肚子就無法學習。每當他們想起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學，卻因為“餓肚子”而無法正常求學，他們就非常難受。在此情形下，他們隻好將矛頭指向內戰。
二、內政
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政策往往是在“和平”的土壤裏培養起來的。國民黨當局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不僅發動了內戰，而且還與美帝勾結，違背全國人民之民意。而後來的改組，亦是有目的的。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下，國民黨打內戰的本錢消耗殆盡，於是不得不借雞下蛋，迎合美國人的不合理要求。為了籌到美鈔繼續打內戰，不惜犧牲整個國民經濟。同時國民黨當局不僅不負責任，還時常將“罪名”轉嫁給其他黨派，其中最倒黴的就是共產黨。比如葉秀峰就曾經說過：戰爭是共產黨引起來的，而不是國民黨！
三、經濟
自從國民黨與美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中國的經濟就每況愈下，瀕臨破產。自從1946年，美國貨在中國大量傾銷導致大量工廠倒閉，失業人數暴增。為了緩和局麵，國民黨濫發紙幣，反而又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據統計，1947年的各地物價是戰前物價的兩萬倍。於是街頭出現了大量饑民，就連捧著“金飯碗”的公務員也過得非常清苦，至於那些身無分文的學生，他們甚至連一點粗糧都吃不上了！那些多少有點“閑錢”的人則將資金投放到“高利貸”和黑市上。由於政府頒布經濟方案無效，黑市上的美金、黃金等一路無休止地狂漲，從而導致美金公債無法銷售，大多爛在投資者的手裏。經濟政策不給力，物價瘋漲，全國各地再次出現“搶糧”事件。而在農村，國民黨因為內戰緣故而常常抓壯丁，農村的壯丁都被抓走了，耕地變成了荒地。內戰打到最後，糧荒嚴重，真是可憐！
因此，學生們無心無力學習，在混亂的局勢下，在饑餓的狀況下，唯有運動一條路，可以謀得生存和學習的權利。
然而國民黨當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瘋狂打壓學生運動，幾乎大大小小所有的學生運動和學生請願行動均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無情打壓。尤其抗戰結束後，以葉秀峰為首的中統特務，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學生運動上。青年學生屢屢遭到摧殘和屠殺，人身毫無保障，比較有名的就是“一二·一慘案”。
在“五二零學生運動”之前，許多學生因運動而喪命。比如北平、廣州等地，約有數千名學生因為“示威遊行”而被逮捕；比如上海的一次學生運動中，有八十餘人被逮捕，其中莊楓、楊瑩、姚永祥、喬秀娟等學生一直下落不明，沈崇同學則被美國人強奸……學生們不僅餓著肚子，甚至無法保證個人的切身安全。因此，學生們再也無法忍受，“學運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對於各地區的學生運動，葉秀峰可謂“門兒清”。關於學運的情報，每天都像雪花般地發至中統局，然後再由有關部門進行總結。
有一次，葉秀峰與陳立夫討論起“學生運動”的問題。
陳立夫問葉秀峰：“過去我們留學美國，你見過美國的學生天天組織示威遊行嗎？”
葉秀峰冷笑道：“沒有，中國的學生特別嘛！”
“我看是共黨從中搗鬼！每一次學生運動，必然有共黨作梗！共黨分子真是‘毀人不倦’啊！我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唉，隻要共黨存在一天，學生們就無法安心學習一天！”陳立夫說道。
“對於這些學生，不能放任自由，必須要打壓，不能讓其被共黨分子所利用！共黨蠱惑人心的招式有很多，他們企圖以學生當盾牌，與政府進行對抗，不過恐怕共黨把我們想象得太簡單了！”葉秀峰非常自信地說，“還記得李公樸和聞一多嗎？這兩個人不就做了共黨的替死鬼！”
葉秀峰繼續說道：“抗戰結束後，共黨的羽翼漸漸豐滿，以前總裁對他們過於仁慈了，要不然也不會出現在的局麵。”
“也不能這麼說……”
“難道是我們的執行力度不夠？”葉秀峰有些疑問。
“兼而有之吧！”
“最近上海、北平等地的學生似乎又開始蓄謀對抗了，我們應該怎麼做？”葉秀峰問陳立夫。
“這還用說？總裁不喜歡學生運動，咱們必須想辦法阻止學生運動！”陳立夫接著強調，“對於學生，我們要進行甄別。對於那些共黨‘細胞’，我們要嚴懲；對於普通學生，我們要想方設法說服教育！”
葉秀峰點頭表示認同。
回到中統局後，葉秀峰看到滿桌子的學潮情報，臉色陰沉，大發雷霆：“這些學生鬧什麼鬧，再鬧就往死裏給我整！”
1947年4月27日，南京市18所公私立高級中學聯名反對“畢業會考”，他們旁引實例，提出免去“畢業會考”的四大理由：
一、因戰事影響，生活不安定，學業受損極巨；
二、各校課本參差不齊，難符卅年部頒課程標準；
三、敵偽時代若幹科目未得正常進行；
四、時間倉促，補課準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