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光緒二十四年，農曆戊戌年，公元一八九八年。
這年的春天比往年似乎來得都要早，春訊強烈，春潮勁湧。伴之，變法運動在全國驟然高漲。
以黃遵憲、譚嗣同、康有為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人物，競相發出呼籲變法的時代強音。他們將通過“明治維新”改革取得迅猛發展的日本視為中國必須效法的鮮活榜樣，提出“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譜”，要求光緒帝全麵變法。
一月，康有為第六次提交了對“戊戌變法”具有綱領性指導思想的《應詔統籌全局折》，並在四月與梁啟超在京成立保國會。
三月，又上《日本變政記》進呈禦覽，年輕的光緒帝終於痛下決心，在六月十一日下詔“明定國是”，開始變法。梁啟超激情滿懷地將這份詔書評價為：“蓋為四千年撥舊開新之大舉，聖謨洋洋，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
五月，光緒帝召見梁啟超。此前光緒曾召見康有為，見麵後隻授予康氏一個區區軍機章京行走。到梁啟超這裏更為不堪，召見之後，他被賜予六品頂戴辦理譯書局。由此可見，康、梁師徒在光緒心目之中，遠遠不是康有為自詡的那麼重要。
一番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其實隻是一場水過鴨背毛不濕的遊戲。一道道煌煌禦旨從皇宮中傳出去，到了地方官員那裏，竟然被束之高閣，置之不理，成為一紙空文。
而僅僅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慈禧便突然囚禁光緒，開始撤簾訓政。守舊勢力操刀一擊，變法大業頃刻瓦解，煙消雲散，曆時一百多天的“戊戌變法”便畫上了一個悲愴的句號。
當全城搜捕維新誌士，“六君子”血染菜市口之時，康有為正坐在英國的艦艇之上逃往香港，而梁啟超則在日本軍艦的庇護下，遠離母國，逃亡東瀛。
政變之日，正在華訪問的日本前國相伊藤博文，看到梁啟超在劫難逃，便對日本公使說：“救他吧，讓他到日本去，梁青年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
英、日兩國分派軍艦，分別極力營救康、梁，很容易讓人誤解為是他們同情維新人士，支持中國變法圖強。
其實不然，他們完全是出於自己深刻的現實政治需要。
甲午戰爭後，由於俄國出麵幹涉還遼，清政府內親俄勢力傾向占據上風，李鴻章即是其中的代表。但俄國很快暴露了它幹涉還遼的真實目的，公元一八九七年俄國借口德國強占膠州灣，出兵占領旅順、大連，因此與日本、英國在華利益產生衝突，矛盾遂日益激化。
此時，東亞的國際政治格局是日俄對立，英俄爭霸，日英合作，鉗製沙俄。康有為等維新派一再鼓吹“密聯英日”為“拒俄上策”，恰恰吻合了日本政府為抵製俄國而籠絡中國的政策方略。此時的他們，自然對親近自己、效仿自己、落入險境中的變法人士不能袖手旁觀。
故國在身後的波濤中越來越遠了，漸漸成為海天一線。
甲板上的梁啟超，一定思緒萬千，心潮翻滾。他會一遍遍思考這場形同兒戲的變法運動何以遽然而敗，他會一次次掛念南行的老師康有為此時是否安全，他更會一回回想起譚嗣同大義凜然的話語，“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兄遠遊，風雨兼程，不為苟全而為明日之想；弟赴難，隻因改革需流血。但願從吾起，從吾終，死得其所也。”
家國盡拋身後，前途迷茫未知，梁啟超寫下了悲憤沉鬱而又慷慨激昂的《去國行》：“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
自此，長達十四年的亡命天涯之旅開始了。
這年，梁啟超剛剛二十五歲。他抒發浩誌，寄望“守此鬆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而等他十四年之後乘坐“東風”再次回到故國的時候，滿清王朝已經沉沒在“辛亥革命”的一派滔天巨浪之中了。
五。
是狼，總會亮出血腥獠牙的，哪怕它將自己打扮成一副慈祥的外婆模樣。
公元一九〇〇年，在列強利用鎮壓義和團之機對中國進行新一輪瓜分豆剖之時，日本也積極加入八國聯軍之中，並成為其中的絕對主力，在中國大地大肆燒殺搶掠。
跨洋而來日本的當初，梁啟超曾天真地懷揣著“我來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理想，將日本視為拯救中國的稻草。而此時，他對寄身於此的這個強盜之國又該作何想？
除了憤慨，就是自奮。災難深重的母國不能回，寄身的又恰是暴力實施方、仇寇之國，萬般無奈的梁啟超將自己的一腔熱情和全部精力，悉數付與辦學和辦報中。
高舉維持中國清議、激發國民正氣、增長國人新知、開闊國人眼界的宗旨，梁啟超的《清議報》在東京誕生。報紙行銷日本、南洋、朝鮮、歐美等地，最大的市場仍是中國。
梁啟超再次操筆上陣。他腕底掀狂瀾，筆下起驚雷，篇篇文章如盞盞明燈，照亮著黑暗中的中國。這份編采、印刷在日本的報紙，跨過萬頃碧波，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他自謙地說，自己為中國輸入東西新學，是“得寸則貢寸焉，得尺則貢尺焉”，學來一點便輸入一點，就像《華嚴經》中所說，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
他這樣做，是“為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而已”。他同時也自負地說：“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其實，哪裏需要十年呢？就在當下，梁啟超早已聞名天下，他的警世之語已經是家家聆聽，人人翹望，已經享譽廣袤的中國大地。
梁啟超此時，從思想到學術都顯現出一種與時俱進、時刻在變的格局。在惶惑中尋追求，於困境中探出路，在今是昨非中不斷否定。這就是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所說：“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啟超以善變聞名。
從“戊戌變法”，到庚子勤王，到宣傳新民，再到“辛亥革命”後討伐複辟，再造共和，他一直在變。但，在他的變中，始終追求真理的堅毅之心恒定，血薦軒轅的熾熱情懷始終如一。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
“獻身甘為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在《自勵》詩中這樣自認。
踔厲風發、時刻自新的他，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元旦，果斷停了如日中天的《清議報》，創辦又一張全新的報紙——《新民叢報》。
思想活躍、認知更新的他，此時已經從狹隘的保皇主義掙脫出來。進而深刻認識到，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維新吾民”，伸張“國民公利公益”，為災難深重、暮靄沉沉的舊中國吹去一片“新”風。
他寫出了蕩氣回腸的《少年中國說》：“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他在呼喚一個充滿陽光蓬勃之氣的少年中國迎麵走來。
喚醒他人，必先自我清醒；改變中國，必先自己脫胎換骨。在這篇可稱不朽、影響至遠的文章末尾，梁啟超充滿激情地寫道：“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好一個“少年中國之少年”！
由此，梁啟超實現了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次巨大嬗變。而且他還認識到：“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他嚴明立場，自己著書立說不是為了藏山傳世，為的是救時明義，以覺天下為己任。
在《新民叢報》上，他以罕見的才力開設個人專欄達二十五個之多，連篇累牘地大倡新民之道、強國之路。《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論自由》、《論進步》等耳目一新、膾炙人口的文章噴湧而出，一瀉千裏。
這張報紙一時洛陽紙貴，發行驟升。連他自己都為之驚訝：“銷場之旺，真不可思議。”
輿論驕子梁啟超用他獨有的新文體、新思想，春風化雨，滋潤中國。在給中國思想學術界帶來強烈震撼的同時，也完成了他的思想文化體係，奠定了其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史中的至高地位。
蜚聲晚清文化界的黃遵憲，為此激動莫名地提筆寫道：“《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三十歲的梁啟超，告別了曾經的自己，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激進少年，變為一位穩健奮發的思想巨擘。
六。
這種告別，無疑也含有諸多難言的痛苦。
與恩師康有為的分道揚鑣，就是其中之一。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及《孔子改製考》在麵世之初，就引來學界一派嘩然。許多支持或參與變法人士，乃至康的許多至交故友，紛紛站在學術的基本立場上，對其大加斥責，表達憤慨。年輕的梁啟超出於政治上的稚嫩熱情，以及對康有為的盲目崇拜，卻將此著作稱為“思想界之一大颶風”。為維護老師形象，他也這樣說過：“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前者變法之議，未能征引，已極不安。弟之為南海門人，天下所共聞矣。”
但他也看出了康有為在學術上存在的巨大問題。故而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非常客觀地指責乃師：“《偽經考》之書……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鍾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實則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始成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隨著時間推移，由學術不端到人格偏離，梁啟超也在逐漸調整自己投向老師康有為的審視視線。他後來持論公允地這樣評價乃師：“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讀《新學偽經考》而可見也。”
在《南海康先生傳》裏，梁啟超再次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堅持的主義，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搖動。在學術上是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從來不肯為了做事而讓自己的主義有所遷就，但卻每每曲解事實來遷就他的主義……所以批評先生的人，總是說他武斷、執拗、專製。”
早年服膺於康有為的梁啟超，隨著閱曆日廣，對康有為的學術懷疑也越深。公元一八九六年，他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就直麵提出自己所感的空虛：“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頗多，又讀律論），所見似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憑依，奈何？”
在“萬木草堂”就學時期以及保教運動之前，梁啟超積極支持康有為的孔教思路，即以孔教方式實現保國、保種目的，而且他成了康有為名副其實的左膀右臂，忙於為之鼓呼。
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梁啟超開始懷疑孔教與改良之間的一致性。他在公元一八九七年寫給嚴複的信中，闡述了自己的疑惑，進而完全改變了自己先前的立場：“來書又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讀至此，則據案狂叫語人曰：不意數千年悶葫蘆，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
因為隨著眼界的大開，思考深度的加大，梁啟超已深深看出了康氏之學的內在學術問題，以及與現實社會的背道而馳之處。此時的他，已不再將中國的希望寄寓於光緒一人身上，而是將自己的目光轉向整個中國社會底層，由當初的“變法”轉向了現在的“新民”。
而這，正是沉睡的中國走向近代的枕邊鬧鍾。
公元一九〇二年之後，梁啟超寫下著名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省保教，進而進行自我批判：“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三十歲以後，進入而立之年的梁啟超已絕口不談《新學偽經考》，對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開始屢屢起而駁之。梁啟超深刻認識到，中國思想界的痼疾，就在於好依傍、篡“六經”、造偽書，而康有為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
師徒二人的身影自此開始背離，漸行漸遠。
公元一九〇三年遊曆美國，使得梁啟超的眼界再次大開。他堅定認為以改良主義為政治目標、廣采並蓄的他，也已經成為一個西學通人。
這才有了如下一則笑話。
公元一九〇五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當一頭霧水走去，又一頭霧水歸來的他們，麵麵相覷，不知道向朝廷彙報什麼的時候，梁啟超這個被清廷通緝的政治要犯，卻成為不二人選，被邀請來代筆撰寫《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考察報告。一個清廷的政治要犯，卻將他的憲政思想直接輸入給了清廷的決策層麵。
公元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帝製，建立了第一個共和國。辛亥革命震撼了整個世界，列寧稱之：“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了。”
漂流海外十四年的梁啟超重新回到母國，他以政治家的姿態走上政壇。抱著對袁世凱共和及立憲的美好希冀，他先任司法總長，後任財政總長，還做過袁的幣製局總裁。
但很快他就失望了，與伏爾泰對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失望一樣。梁啟超宣布脫離政界，退回言論界。“如何歸乎來？兩載投牢篋。”他苦悶地自問。
然而，袁世凱漸漸暴露出的狼子野心，使歸於書齋的梁啟超逐漸警惕起來，他不能無視眼前這個走向共和的中國再次複辟到皇朝。公元一九一五年，日本公使向袁世凱遞交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保袁世凱登基為籌碼，促使袁世凱與日本簽訂此條約。梁啟超聞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連續發表《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外交軌道外之外交》等係列文章，揭露日本意欲翦滅中國的圖謀。袁世凱為讓梁啟超閉口，專程派楊度前來轉告：“兄於中日交涉事，言論尚注意平和。”梁啟超反唇相譏：“然日本之二十一條平和乎？”而且直告對方：“倘若總統變皇帝，我必反對。”
在袁世凱緊鑼密鼓地準備複辟帝製之時，梁啟超寫下了猶如炸雷的一篇宏文巨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他尖銳無比地在其中寫道：“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讚成者，皆袁氏自讚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內國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他辛辣無比地指出：“此次皇帝之出產，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文章結尾尤為妙絕，他寫道：“蠕蠕而動，皇帝出矣！”
袁世凱提前得知梁啟超此文後，為之大驚失色，便借給梁啟超父親祝壽之名，送去二十萬元大洋。梁啟超悉數退還，而且還特意抄錄此文一份，回敬袁世凱，以示自己絕不妥協。
於是便有了中國新聞界空前絕後的一幕：刊發此文的當日《京報》剛一出報館，便被搶購一空。萬人爭睹一紙，滿城爭搶一報，“凡茶館、旅館因無可買得，隻可向人輾轉抄讀”。次日，《國民公報》轉載此文，銷量也驟然大增，卻仍供不應求，接連數日到報館求購的讀者絡繹不絕。最後，報館將此文印成單行本，這才得以消解眾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