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梁啟超又以另一種形象出現在了護國討袁的政治舞台之上。
在他全盤籌劃與積極倡導下，他的學生蔡鍔奉命韜光養晦，然後秘密聯絡唐繼堯等齊聚昆明，聯名通電全國，宣告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其後，梁啟超又遙執軍政，以與袁勢不兩立之勢，發動並參與了轟轟烈烈的護國戰爭。
最後，一個狡悍的軍閥，卻敗給了這位瘦弱的書生。
公元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在眾叛親離中憂懼而死。護國戰爭勝利了，作為這次戰役的倡導者與思想主帥，梁啟超厥功至偉。總統黎元洪稱他為“泰山北鬥”，並邀他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梁啟超卻一笑付之：“與其用所短以勞形於政治，毋寧用所長以獻身於教育。”
這句話很熟稔，當以色列民眾將第一任總統的桂冠贈給愛因斯坦時，頭發蓬亂的科學家也是這樣回答的。
七。
然而，多災多難的中國，還沒有準備讓梁啟超安靜地站於講台前為學生侃侃而談。
公元一九一七年，張勳率領著他的辮子軍出現在北京，將已經遜位的溥儀再次擁上皇位，一個已然死去的王朝借屍還魂了。
一幫蒼蠅逐臭的遺老遺少雲集京城，作為張勳軍師的康有為，便是其中最興奮、最手舞足蹈的一個。他從當初的維新誌士，搖身一變成為極力為大清國搖唇鼓舌的弼德院副院長。
舉國為之震驚。短暫的驚愕之後，人們開始憤怒聲討這一倒行逆施的複辟醜行。然而，民國成立以來，自身暴露出的種種政治弊端與國體混亂，使得執掌兵權的南北大員紛紛噤口，都在靜觀其變。
中國難道要退回去嗎？
在這特定的曆史時刻，梁啟超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自覺承擔起護國重任。他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複辟電》，明確指出：“此滑稽政府，皆絕無可以苟延性命之理。雖舉國人士噤若寒蟬，南北群帥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惡自斃，吾敢決其不逾兩月。”而且，他還將利劍直指助紂為虐的老師康有為：“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康、梁二人由此徹底決裂。
其實，早在反袁護國戰爭爆發之初，康、梁間的分歧已經明朗化。梁啟超在《從軍日記》中記錄了他潛入廣西前，出於禮節派人前去代己向康有為辭行時的情景：“（康有為）則正色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複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從此恐成敵國。其言甚長而厲……”
袁世凱被迫下台後，康有為無視曆史發展車輪，公然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倡言複辟，為清室搖幡招魂。梁啟超憤而反擊，寫下《辟複辟論》，指責康有為：“而逍遙河上之耆舊，乃忽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與眾為仇，助賊張目，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明確指出：“如有再為複辟之說者……罪狀與袁賊同，討之與袁賊等。”
然而，師生之誼，梁啟超一刻也沒忘過。他說：“師恩沒齒不忘，但國體大局萬民所係，吾不敢苟同者仍不能苟同。”在國家與民族大義麵前，屬於一己之私的師恩隻能退避。他曾對人表明心跡：“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十年之後康有為死去，梁啟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仍不改初衷地大聲念道：“複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
張勳複辟失敗，民國得以保全。惱羞成怒的康有為罵弟子為“梁賊啟超”，並作詩斥責：“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他潸然的老淚，也隻能兀自流淌了，因為在梁啟超的高尚人格麵前，這種眼淚一文不值。且聽梁啟超的表述：“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
事實上，複辟鬧劇結束後，康有為沒有被政府追究，正是得益於被他稱為“鴟梟、逢蒙”的“梁賊啟超”。曹汝霖在其晚年回憶錄中披露：“此次受處分者，除張勳外，牽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彥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問罪，諒係任公的關係。任公與南海，師生之誼素篤，同為主張君憲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馳矣。”
公元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為在青島去世，其身後甚為蕭條。在北京的梁啟超聞訊後，立即彙去數百元助康入殮。梁啟超又在北京組織康門弟子為康有為舉行公祭，寫下祭文和挽聯。挽聯曰。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
在這幅挽聯中，梁啟超避開了正麵評價乃師，而是表達了自己對全國陸沉魚爛、吾黨山頹木壞的無限憂心。
麵對一個已然丟棄在垃圾桶裏的發黴土豆，說它有益還是有毒都沒有實質意義了。那就撇開它談談大地吧。
八。
公元一九二七年，在中國近代史中是個波瀾壯闊、高歌猛進的一年，而在中國學術史上卻是個陰雲密布、哀樂低回的一年。
這一年，共產國際召開執委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重申農村實行土地革命等政策。各地農會組織茁壯成長，聲勢浩大。湖南農會首先開始了自發的平分土地運動，其平分對象擴大到富裕農民，而且，兩湖農會在沒收土地時，出現了濫捕濫殺種種野蠻暴力行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先是湖南學者葉德輝被槍決，繼之是浙江革命軍政府籍沒章太炎家產，再就是學者王葆心被農會組織毆打致死。康有為在此年被毒死之後，六月二日，又發生了大學者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悲劇。
整個學界為之驚懼，為之恐慌。
一生慨然生死的梁啟超，雙腿也不禁觳觫起來。難道這就是自己呼喚了幾十年的新政？麵對時局，梁啟超不能不憂心，不能不起懼，不能不疑惑重重。
梁啟超在給女兒梁令嫻的家書中表達了他這時的不安心緒：“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裏德望甚重，隻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複視。”
梁啟超開始不解並抱怨了！
“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飯”，麵對劇烈的社會變革，他無法理解和接受。
惶恐、擔憂、驚懼，也早已在他心頭出現。
公元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梁啟超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歐洲之行，先後周遊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國等國家，他置身國外，遍覽名勝古跡，了解風土人情，還旁聽了英國國會會議，參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還第一時間聽到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為爭奪利益而彼此吵鬧。身處巴黎的梁啟超，及時向國內發回巴黎和會的情況，主張拒絕簽約，並號召發起運動。實質上，他是“五四運動”的曆史點火人。
親自點燃“五四”火種的他，卻看到運動澎湃而起之後，混亂與活躍不分，野蠻與革命混淆，呼嘯與喧嘩雜糅，一派的蕪雜與擾攘。
這不是他理解並接受的學生運動。
經曆“一戰”之後，變得物質匱乏、社會混亂、怨聲載道的歐洲，讓梁啟超不得不重新思索，“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東方文化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
中國到底應該走向何處？是科學與人文兼備，是物質與精神共存，是通過社會改革，最終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想中國。但，絕不是眼下這個軍閥混戰、暴民鬧騰、社會動蕩不安的中國！
針對從俄國刮來的風潮，他在揭露蘇聯“十月革命”本質的《複劉勉己書論對俄問題》信件中，尖銳指出蘇聯革命的本質：“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教你信仰的人卻並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茅廁裏了，因為侵略中國起見，隨意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著騙人的偶像。喂，青年們，傻子們，聽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隻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
這可能說明了他思想的落伍，但也可能更證明他思維的超前。
他所下的一句結論，至今可讓人回味無窮：“無論時局怎麼樣，我卻深信，中國除發展生產、積累資本一路外，別無坦途。”
但，前行著的中國沒有按梁啟超指出的路走，血脈賁張的中國人已經無暇聽他落伍的話語了。
這位落寞而寂寥的思想大師，扔掉了戴在頭上的“言論界的驕子”、“輿論界的權威”、“護國戰爭主帥”、“新思想的啟蒙大師”種種桂冠，一襲長袍，雅靜溫和地走進了清華園。
多年之後，梁實秋這樣回憶求學清華時代的一幕。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教樓上大教堂裏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吒風雲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時光流走了，大師仍然在這裏。
九。
宏闊深邃的思想，江河狂瀉的文筆，高邁遠瞻的識見，耀眼刺目的政論……但這些，都沒有隱遮住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巍峨身量。
誠然，自少年時期冉冉升起在中國政治舞台，漸漸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他就將自身的學術完全熔鑄於自己對政治與社會的強烈關注之中。他的政治活動充滿了學術意味，而他的學術活動又洋溢著政治氣息。
梁啟超自己都說：“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曆史，若把西太後、袁世凱、孫文、吳佩孚……甚至於連我梁啟超……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誰也不能預料。”他參與了曆史，見證了曆史，也影響了曆史。
因而，他的身份複雜而多元，政治家、啟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輿論宣傳家、學者、文化大師……他是個眾多角色相互貫穿與滲透的集合體。
作為一位知識廣博、學術精深的學界泰鬥，他學貫中西，古今綜合，所涉學術領域幾乎涵蓋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廣泛涉及史學、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民族學、宗教學、新聞學、文獻學等，晚年尤致力於史學研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文學史、文化史、民族史、宗教史等方麵都有自己獨創性的巨大成果，實為中國近現代學術的開路先驅。
“平日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絕少”的他，一生精力超人，著述宏富。在近三十六年裏，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他每年平均撰著三十九萬字之多，畢生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之巨。
梁啟超所寫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著作，用資產階級史學理論，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張開了“史學革命”的旗幟。他提出要將曆史由供帝王資治通鑒發展為供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由皇帝教科書發展成為全體國民的教科書，要“以生人本位的曆史，代死人本位的曆史”。
歐遊歸來，進入晚年的他，又將精力專注於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他的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是對有清一代舊學的全麵總結與梳理，非精詳細知者不能為。而他創立的報章式新文體，又成為“五四”新文學革命的首倡，對新文化運動產生了直接而廣泛的影響。錢玄同就對陳獨秀說，“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
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巨匠。
進入生命晚景，梁啟超因腎病困頓於病榻。公元一九二六年三月，他曾在協和醫院做腎髒摘除術。為示鄭重，院長劉瑞恒親自執刀，但手術卻偏偏出現了重大失誤，那隻健康的右腎被錯誤切除！
輿論立刻為之嘩然，社會各界紛紛憤怒指責醫院。但，為了維護剛剛在中國出現的西醫聲譽，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能夠落地生根，贏得大眾認可，在協和醫院都低頭承認自己孟浪的情況下，梁啟超卻懷著一顆大慈大仁之心，不但禁止自己的學生徐誌摩、陳源向法庭起訴，不要任何道歉，而且力阻媒體對醫院口誅筆伐，還親自支撐著病體在《晨報副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極力為協和醫院開脫：“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醫史學家程之範後來說：“梁啟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西醫剛進中國，老百姓對西醫還缺乏認識，如果這時對協和醫院大加鞭笞，最終吃虧的恐怕是老百姓。”
自己承受巨大的肉體苦厄，甚至是以一己生命為代價，來度眾生走向科學的慈航，這是怎樣一顆溫和而寬容、充滿救世之懷的心靈？
偉哉任公！
疾病折磨下的梁啟超，似乎已看到一扇大門正在對自己徐徐關閉。他將自己人生的最後時光，交付給了辛棄疾，選擇與辛稼軒耳鬢廝磨。
也許，“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而最後“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辛稼軒的人生，與自己太相似了。那“挑燈看劍”的豪氣，那“吹角連營”的夢想，那“唱徹《陽關》淚未幹，功名餘事且加餐”的浩歎，無不暗合著梁啟超自己。他俯仰在這位詞中豪傑、人中之英的詞句與人生中，消磨著自己在病榻上的最後時光。
公元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編《辛稼軒先生年譜》的梁啟超，寫到了辛棄疾六十一歲那年。這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去哭吊，寫祭文寄托哀思。梁啟超為此寫道：“全文已佚，惟本傳錄存四句雲：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寫完最後一個“生”字，他的手再也拿不動盡情揮舞了一生的那杆筆了。而這最後的絕筆，也成了他為自己提前寫下的挽幛。公元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一代大師與世長辭。
“泰山摧兮，梁柱折兮，哲人萎兮！”兩千五百年前的曆史彼岸，開啟中國文化長河的孔子，向渺茫的來世發出自己最後的絕響。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兩千五百年後的時光此岸，梁啟超向遙遠的前世致以這樣的回應。
他以中國最後一位大儒的傲岸背影，為舊時代作跋，替新時代作序。
大師遠去，夜色蒼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