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波譎浪詭、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作為一個孜孜不倦的社會改良者，一個矢誌不渝的憲政理想社會探索者，他無視周遭生死險困，閑看身邊危機四伏，曆經磨難，篳路藍縷，始終懷著振衰救敝的愛國之心，以筆為旗，奔走呼號。
最終，他以偉岸的文化與思想雙重導師身姿，屹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文化天空，他的聲音回響在整個晚清與近代，不僅演化為對漫長中國封建社會的摧枯拉朽之聲，還演繹為“五四運動”的恢宏前奏。
黃遵憲稱他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下：“我們都經曆了思想上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就是他的《新民說》。”
錢基博在公元一九三〇年說：“迄今六十歲以下四十歲以上之士大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默化潛移！”
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中也說：“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朝宣一紙，暮布四方。
這就是人類思想導師的迷人魅力。
一。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於公元一九二九年。
他在《三十自述》裏如此描述自己的出生之年：“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其時，資本主義大潮開始向全球湧動，西方列強以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所鑄成的強大實力為後盾，為了攫取財富，極力將觸角伸向世界每一個角落，整個世界在經曆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同樣是在美國的堅船利炮撞擊下，掀起了革新浪潮。德川幕府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其封建陣營開始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要求“尊王攘夷”。以公元一八六八年建立明治天皇政府為標誌，日本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在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革命。明治維新使得日本伴隨世界發展的潮流走向了近代化，並迅速躋身於強國之列。
但在作繭自縛、閉關鎖國的滿清政府治下的中國，卻在經曆了兩次慘痛的鴉片戰爭，不斷割地賠款，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之後，依然故我，畏縮不前，與整個世界的步伐已經大大拉開距離。
一些憂慮民族危亡，關心國家前途，試圖禦侮自強的有識之士，因此開始猛然覺醒。他們驚歎“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高呼“師夷長技以製夷”，開始積極投身於洋務運動。
梁啟超就出生在這個紛亂擾攘的時代，在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個漁島，新會茶坑村。
這裏地理條件很特別。《新會縣誌》說：“一日之間，雨晴寒暑，頃刻則易。夏秋之間，時有颶風，或一歲數發，或數歲一發。又有石龍風，其作則黑雲翔海，猝起俄頃。”特殊的多變天氣，使得生於斯長於斯的島民，形成了善於應變、臨危不亂的特殊地域性格。正是這種性格，才使得成年後的梁啟超於急風驟雨中行度不改，嘯傲馳騁，無所忌憚。
提到新會，不能不想起同樣誕生於此的明代大儒陳獻章。
陳獻章治學追求學者心靈灑脫空曠的審美至境：“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並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在內，講究曾點活計、鳶飛魚躍，通過靜中涵養而直達天理；在外，追求激勵節操，報效社會，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外王”目的。這既是陳獻章的學術特征，也是他的學術理想。
陳獻章的“江門之學”，對明清之際的廣東學風延宕久遠，影響極大。無疑，這一學術特征又會跨越數百年的月光路，潛移默化在梁啟超身上。
梁家不是一個翰墨世家。梁啟超的祖父隻是個“援例捐作附貢生”，靠掏錢才買來的秀才，父親更是個沒有任何功名的私塾先生。然而，就是從這樣的家庭裏，走出了一代大師梁啟超。
明月之珠，生於蚌蜃，周之圭臬，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英雄不問出處，信哉。
少年聰慧特達的梁啟超，五歲開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便能綴千言。據說，八歲的他登臨家鄉的淩雲塔，已經寫下了如此恢宏壯麗、盡放襟抱的詩篇：“朝登淩雲塔，引領望四極；暮登淩雲塔，天地漸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時寒暑易；為何多變幻，此理無人識。我欲問蒼天，蒼天長默默；我欲問孔子，孔子難解釋。搔首獨徘徊，此理終難得。”
天才總是相似的。王陽明十一歲路過金山寺時吟道：“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拿來與八歲的梁啟超的這首詩作對比，不難看出二詩共同呈現了作者少年多思、英毅淩邁與深藏其中的經天緯地之誌。
帶著他的光榮與夢想，梁啟超十二歲時即考中秀才，補為博士弟子員。這位少年神童的才學，令廣東學政葉大焯驚喜不已、賞識有加，認為足可以與曆史上的吳祐、任延等媲美爭雄。憑借秀才資格，公元一八八七年，梁啟超進入名噪一時的廣東五大書院之首——學海堂，受教於石星巢先生的訓詁考據學，從此“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
公元一八八九年，十七歲的他參加廣東鄉試，又以第八名的驕人成績考中舉人。主考官李端棻認為他“國士無雙”，毅然將妹妹李蕙仙嫁於梁啟超。
而此時，在北京鄉試落第、上書無音的康有為，打發了一番“上書驚闕下，閉戶隱城南。洗石為僮課，攤碑與客談”的無聊時光之後，正鬱悶而落寞地行走在南歸的路上。
曆史，在暗暗推動兩個人的身影往一起靠攏。
二。
梁啟超是個典型的矛盾集合體。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以無比坦誠之心自我揭發：“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而且“太無成見”，認為這是自己“生性之弱點”。
依弗洛伊德心理學分析，一個天性單純，不滿現實，有著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同時又絕不自以為是，時刻追尋善道仁途的人，會在自己心中形成兩個性格迥異、意見相左的自我，相互否定，彼此爭執。在這個二維力場中，人會因天真而輕信，也會因求新而善變。
梁啟超說：“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他總在“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有意思的是，康有為也有句自我認定：“吾學三十已成，此後不複有進，亦不必求進。”從中透露的其個人性格恰恰與梁啟超相反，是剛愎自用，極端自負，固執己見。
然而，就是這樣兩個性格極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人，卻走到了一起。
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學海堂”同窗陳千秋對梁啟超說：“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
要知道，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是舉人，而康有為還僅僅是個監生。但這對梁啟超構不成問題，孔子早就倡導“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見賢則思齊。於一個真正的學人來說，他隻尊敬學問與真理，而無視身份及地位的落差。宋朝時進士及第後的石介，不就屈身拜尚為布衣的孫複為師嗎？
這中間真正的原因卻是，博通經史，係統接受括帖、章句、考據等傳統學問的梁啟超，此時深刻發現在國家衰亡之際，這些舊學顯得是那麼無能為力，那麼於事無補，那麼幹癟而空洞。以傳統舉業為學術的學者們，表現出的則是巨大的無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他們隻知埋頭苦為舉業，不問民瘼蒼生。放眼望去，舉目之內，所謂的學問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他們苟且偷生，不思進取，使得“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誌氣”，悉數消磨敗壞於這種教育理念之下。
所以，當見到“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的康有為，聆聽罷他激情四射的抨擊現狀的見解，感受其倡導變法改製、極言求新向變的新思想之後，梁啟超頓時被強烈震撼，如醍醐灌頂，大夢方覺。
他後來這樣回憶初見康有為時的情景：“我以少年科第，又對當時名流所推重的考據、詞章之學頗有所知，故沾沾自喜。康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將數百年無用舊學，一一辯駁，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我初聞其說，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立刻盡失去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一夜不能入睡。”
可以想見，康有為的人格魅力與語言感召力是何等巨大！在十八歲青年梁啟超的心中掀起了多麼巨大的狂瀾！梁啟超又是帶著怎樣驚喜交加的激動與不安的心情，度過了初見康有為的興奮之夜！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梁啟超在“且驚且喜”之外，還有著“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的複雜心情。陡然相見，驚喜交加中的他怎麼會有怨艾，有疑懼？又為何會產生這種思慮呢？
仔細分析一下，應該說是康有為激進變革、摧枯拉朽的全新思想與政見，讓聞所未聞的梁啟超耳目一新，並為之振聾發聵，故而“且驚且喜”；而康有為菲薄考據而不知身入考據末流，不思量漢、宋學之異，也不曾細究《公羊》家法，純任主觀，妄發己議的學問功底，卻讓此時已淹貫經史、深明考據漢學的梁啟超，又不得不“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乃至輾轉反側，一夜無眠。
日後，梁啟超多次表達了對乃師的無比欽服與尊敬，但這些話語中，隻見他對康氏在政治領域的果敢與超前精神深表讚佩，但對康氏學問卻從來沒有加以讚許，反而屢屢有客觀的批評。
康有為澎湃的政治激情，點燃了梁啟超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此時的梁啟超看來，這就是最大、最有用、最劌切現實的救世之學。何況，在傳統經學中，梁啟超已經成為儒學大師，而且因舊學不救時弊而對之產生逆反心理，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他，離開“學海堂”，拜在康有為門下，無比虔誠地做起了康門弟子。
自此，梁啟超緊緊追隨在康有為周圍，並將二人的名字鑲嵌一處。
“康梁”，成為一個辭藻，或曰政治組合，閃耀在了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文化舞台。
三。
年輕的梁啟超，舉著一杆如椽大筆，以恭敬弟子、親密助手、忠實擁躉三種姿態，相伴在康有為的身旁。
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當日軍步步進逼、攻占大連之日，北京卻正是耗費國庫歲收的一半，為慈禧大辦萬壽慶典之時。“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政俗之汙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為極。”
次年七月，康有為、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當考完候榜之時，《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正好傳來，舉國為之震驚。首先，一大批政界要員起而反對，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六部等官員開始大規模聯名上書。受他們影響，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的參加會試的舉子們，也紛紛聯名上書抵製簽約。
一時間，人情洶洶，群情義憤，由廣東舉子率先，繼而是各省考生，“連日並遞都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淚而請命，莫不哀之”。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上清帝萬言書》，陳請光緒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係列變法主張，並聯合十八省舉子一千二百人，於鬆筠庵集會，集體簽名後，上交都察院代呈。
後來事實證明，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而寫進曆史書中的“公車上書”，康有為有故意誇大自己影響的嫌疑。然而，“公車上書”卻開啟了中國曆史上學生聯名請願，積極參與政事，用自己的聲音來影響政局的先河。
雖然上書活動沒有任何成效，但是它讓康有為、梁啟超看到了群體的力量，認識到中國士人向來散漫，不敢相聚講求，隻知坐而論道，若想開風氣創新鮮局麵，非合大群不可。梁啟超深有遠見地想到，要使眾人合群，同聲連柯，那麼就得辦報紙，用輿論的聲音來攏合大眾。
作為“強學會”會刊，康、梁的《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正式創刊，用以宣傳西方科技，評論中西社會得失，呼籲變法維新。出自梁啟超之手的每期一篇言論，成為這張報紙的旗幟與靈魂，迅速獲得社會各界矚目，報紙因此名聲大振。
“獻身甘為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圍繞“起民權”、“移舊俗”、“研哲理”、“牖新知”，梁啟超從此走上了他一咳唾而天下聞、一文出而四海驚的辦報人生涯。
次年，他再領《時務報》筆政。鑒於“西國議院議定一事，布之於眾”，中國卻“諱莫如深，樞府舉動，真相不知”，梁啟超以其少年英毅之氣，深刻的洞察，精妙的運思，卓犖的文筆，在報上不斷發表文章。
這些文章如巨石投湖，也如晴天霹靂。他針砭時弊、啟人新思的文章警醒了世人！“變也變，不變也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他洋洋灑灑、酣暢淋漓的六十餘篇大作，字字珠璣，句句驚人，如同炸雷響徹在陰霾重重的十九世紀的中國天空。
先是驚詫，繼而讚同，最後深以為妙的四海讀者，被這些衝決傳統羅網、飽含睿智新思的雄文，喚起了極大的心理認同，並由之對他產生巨大的欽敬之情，“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譚嗣同慕名而來，相見後感歎說：“自交梁啟超後，其學一變。”
嚴複在寫給他人的信中，稱讚梁啟超：“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視聽為之一聳。”
張之洞以湖廣總督之尊，親筆致信梁啟超，而且公然稱二十四歲的梁為“卓老”（梁啟超，號卓如）：“甚盼卓老中秋前後來鄂一遊，有要事奉商。”為隆重迎接梁啟超的到來，張之洞不但破例要開武昌城中門，而且還問下屬可否鳴炮歡迎。幕僚回答：“按成例，迎見督撫或欽差時才可，小小舉人，不妥。”張之洞馬上反詰：“舉人乃小，主筆爾知幾品官？！”
公元一八九七年，應譚嗣同、黃遵憲盛情相約，梁啟超來到湖南，主持興辦湖南時務學堂。在這裏，他親訂學約，號召學生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教授《公羊》、《孟子》，間以古典儒學、西洋科技、中外史地。而且，還偷偷印發被清政府列入禁書的《揚州十日記》、《明夷待訪錄》等書，梁啟超為之加上按語，秘密傳播，不僅將這裏迅速變成了一座思想開明的維新變法政治學堂，也使得湖南風氣日開，“較之沿海各省，有過之無不及也”。
著名北伐將領蔡鍔，此時就坐在梁啟超的課堂上認認真真地做著學生，後來，他也是在老師的啟悟和鼓勵下，走上了波瀾壯闊的護國反袁運動。公元一九一六年，當這位護國將領英年早逝後，梁啟超悲痛欲絕，親自揮淚為弟子寫下公祭悼文：“吾鬆坡寧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餘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