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與損害，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底色。
連綴其間的，是一個個曆時短暫，但記憶永恒的充滿恥辱的曆史事件。它們以喧囂而鬧騰的氣質，在如同一潭臭水的清末政壇水麵相繼鼓起顫巍巍的氣泡，然後又遞次迸裂，豐富著這段曆史，也更加死寂著這段曆史。
就是在這些閃爍著斑斕七彩的氣泡上，無論是“公車上書”，還是“戊戌變法”，抑或保皇救亡，都映照著一個文弱書生的身影。他時而慷慨激昂以陳辯，振臂高呼以倡導，時而燭影搖紅以密謀，遊走四方以講論……他一直以一個運動領袖與話語核心的姿態，在中國近代史中叱吒風雲，雷霆萬鈞。
他就是康有為。
陳獨秀說他：“南海康有為先生，為吾國近代先覺之士，天下所認同……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是二先生維新覺世之功，吾國近代文明史所應大書特書者矣。”
梁啟超更是稱頌乃師：“先生在今日，成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為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
毛澤東稱他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但這些評論似乎又不能準確地定義他，因為他的身影並不單純。
他極度自負，而又自傲，極端偏執，而且狹促。由之產生的善於標榜並揚善自我等個人性格缺陷，又使得他置曆史事實於不顧，不惜點竄史實，營造虛假曆史現場，抬高自己，給並不久遠的那段曆史蒙上永久的麵紗。
尤為讓人詬病的，是他在著述中歪曲常理，假托孔子，以達兜售一己思想之目的，以宗師身份將儒學引向歧途。
隔著曆史夜深霧重的視障，很難用一種清晰的語言來界定他。康有為，他到底是為強國富民舍生忘死，追求變法的思想先行者，還是趨利避害，為追求自己聲名而上下其手的流氓政客？是淹貫經史、雄辯滔滔的一代大儒，還是歪曲經典，生搬硬套，喜歡表演的一介腐儒？
但，作為曆史書中所認定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學術標高，卻讓暢遊中國儒林的我們無法繞他而去。
那就用康有為寫於“戊戌變法”失敗後的一首《出都留別諸公》詩，來開始這篇文字吧。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
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
詩後，作者自注曰：“吾以諸生請變法，開國未有。群疑交集，乃行。”
那次，康有為隻身逃離了是非之地北京。
如今，康有為行去人世已八十多年，“群疑”益重，“交集”仍然。
一。
康有為，又名康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明夷、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晚年號更甦，別署天遊化人。因出生在廣東南海，時人又稱他為南海先生。生於公元一八五八年，鹹豐八年，卒於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康有為出生在魏源死後的第二年，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正在中國大地血腥上演。政體板蕩，人心惶惶，為數千年來中國曆史上最為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多災多難之時。
自公元一八四〇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繼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撞開中國大門之後，法、美等國備受鼓舞，也劈波斬浪，聞腥而至，開始盡情圍獵筋骨鬆弛、不堪一擊的東方古老帝國。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低眉折腰地坐在長條桌前，與貪得無厭的遠方來客永無休止地簽訂喪權辱國條約。
公元一八四一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公元一八四三年，再與英國簽訂《虎門條約》；公元一八四四年，與美國簽訂《望廈條約》；同年，再與法國簽訂《黃埔條約》。
列強蜂擁而至，賠款割地不斷，出讓主權不休，然而，這些並沒有讓苟且偷安的清政府從昏聵沉睡中驚醒。在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現場，擔任大清國簽約代表的耆英曾這樣說過，西方侵略者的意圖，無非“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已，尚非潛蓄異謀”。他們十分天真，萬分愚蠢地認為自己仍是天朝老大，對方隻是來求賞，給根骨頭，他們就會乖乖不鬧。他們絲毫沒有覺得自己是隻被狼群合圍的綿羊，不被吃剩下一堆白骨，對方絕不離去。
塞耳求靜、閉目絕視的清政府上下，在自欺欺人中斤斤自守，沒人去想由此帶來的國威受損、國脈遭創、亂民生心等等嚴重後果。
倒是遠在倫敦流亡的大胡子德國人馬克思看出了端倪。因為巨額的戰爭賠款，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最終都會以加劇的經濟剝削方式壓在農民身上，而這必然會激發農民起義與暴動驟然興起。
果然，鴉片戰爭爆發十年後，洪秀全提著褲子跑了出來，在廣西金田村振臂一呼，天下應者雲集，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馬克思一語中的：“推動這次大起義的根源，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
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如燎原之火，迅速在南中國形成衝天之勢。雪上加霜的是，借此機會，英、法、美、俄趁火打劫，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公元一八五六年，英國借口廣東水師在黃埔捕捉中國船“亞羅”號上的海盜，進攻廣州。法國則借口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被殺，也出兵入侵。公元一八五八年，清政府與四國簽訂《天津條約》。同年，又與俄國簽訂《璦琿條約》。
此後，公元一八五九年，英、法、美以進京換約被拒為由，率艦隊炮擊大沽。次年，英法聯軍進入北京，鹹豐帝攜皇後、懿貴妃等倉皇逃往承德。聯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五十天，洗劫一空後，燒毀了圓明園和靜宜園。維克多·雨果以極大的憤慨，稱之為“兩個強盜的勝利”。事後，清政府照例又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賠償巨額戰爭賠款，出讓大片領土主權。
將萎之華，慘於槁木！
南方，是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燃起的熊熊烈火；北方，是英法聯軍直搗京師的炮火連天，內憂外患中氣息奄奄的清政府，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欲哭無淚，瀕臨絕境。龔自珍、魏源當年拉響的警報，此時已經變為嚴峻的現實。
走投無路、無法收拾的時局，頻頻挨打、無力招架的現狀，讓雨過忘雷、恬然而嬉了二十年的清政府上下，不得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捫心自問：為什麼擁有眾多人口，“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美國），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且“無求於他國而自足”的泱泱中國，會屢屢敗給他們，“屈於四國之下”？“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在這一聲聲的追問中，更是在一次次屈辱的戰敗中，中國人終於突破了自我封閉的文化優越感和華夷之別，他們不得不抬起頭，重新打量外界，重新審量自身。由此，中國乃世界文明中心的牢固世界觀訇然垮塌，人們開始用普世眼光觀察外部世界，審量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關注民族存亡。
康有為，就出生並成長在這個大環境中。
二。
康有為出生在一個傳統的讀書之家。
其祖父康讚修為道光年間舉人，曾為連州教諭。父親康達初做過補用知縣，中年早逝。他是在寡母含辛茹苦撫養、爺爺親自課授下，健康成長起來的。
少年聰慧、強記過人的他，很早就有“神童”之譽，鄉裏親友甚至叫他“聖人為”。
對兒童的過分誇讚與吹捧，不一定會捧殺一個天才，但卻會在一個不懂內斂與自省的人身上，為其過早植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基因，最終讓他成為一個狂熱的自我崇拜者。
後天的康有為，用他的言行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
戊戌政變後，陪康有為從上海逃亡香港途中的英國人戈頒，雖然與康有為隻共同待了三天，卻在寫給自己朋友的信中不無嘲笑地說康有為：“這真是個可憐的人，一個狂熱而空想的人。”
其實，十二歲時的康有為已經是這樣了。他在《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自道，十二歲的他，“童子狂妄，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為南軒，某文輒自以為東坡，某念輒自以為六祖、邱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視之氣”。一個十二歲的兒童，即以古名人自況，對同學諸子顯出“霸視之氣”，而且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把十二歲的自己比為禪宗六祖和道教宗師。
這種自視為聖人、以聖人自居的情結，貫穿了康有為的一生。
公元一八九七年，他在《禮運注》序言中說：“天愛群生，賴以不泯，列聖嗬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見，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於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異哉！”
公元一八九八年，他在《孔子改製考》序中說：“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睹此廣樂鈞天，複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乃掃荊榛而開途徑，撥雲霧而覽日月，別有天地，非複人間世矣。”
公元一九〇一年，他在《中庸注》序言中又說：“此篇係孔子之大道，關生民之大澤，而晦冥不發，遂慮掩先聖之隱光，而失後學之正路，不敢自隱，因潤色夙昔所論，思寫付於世。”
同年所寫的《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言中他又自道：“天未喪斯文，牖予小子得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偽經考》而別其真贗，又著《改製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
“天未喪斯文”，這是厄於陳蔡時孔子的自歎，認為天降大責，使命在肩，化育眾生。康有為用此口吻自道，可見其口氣之大，自視之雄。難怪他的弟子梁啟超要說：“先生又宗教家也……孔教之馬丁·路德也。”
而在康有為的眼裏，他未必瞧得上馬丁·路德，他甚至已經將自己等同釋迦、基督了的。後來，康有為以聖王教主自居，改名長素，湖南舉人曾廉為此上書奏劾他：“其字曰長素，長素者，謂其長於素王也。”指責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爚亂聖言，參雜邪說，至上孔子以神聖明王傳世教主徽號，蓋康有為嚐主泰西民權平等之說，意將以孔子為摩西，而己為耶穌，大有教皇中國之意，而特假孔子大聖借賓定主，以風天下”。
如此狂妄而自負的他，卻在科場上舉步維艱，屢屢碰壁。但，這不是他的錯。
十九歲那年，他“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投於“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的大儒朱次琦門下，係統學習儒家經典，廣泛涉獵文史子集。
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碩德高行，博極群書，晚年將自己著述盡數付諸火中，給世人留下極大遺憾。康有為稱他：“其品詣學術，在涑水、東萊之間，與國朝亭林、船山為近，而德器過之。”在當時整個學界普遍講求“一經一史，文章一家，經濟一門”的情況下，朱次琦卻明確反對專攻一經、專學一門。他不倚門戶，既反對漢學考據的繁碎和自囿，也反對宋明理學的空疏，還討厭心學的玄談務虛，積極倡導平易篤實之學，破除漢宋門戶，主張一切歸宗於孔子。
在朱九江先生悉心指點下，康有為在學術上漸漸融會貫通，並形成了獨立思考、大膽質疑的品質。
然而，學識的豐厚，眼界的開闊，也更增加了他的自傲與自負。在《年譜》中他自道，九江老師有次盛讚韓愈，他卻頗不以為然地說：“言道當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文工於抑揚演灝，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即《原道》亦極膚淺，而浪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氣勢自負，實無有知道者。”老師為此“笑責其狂”。
康有為筆下雖然頗有自得之意，但從中也泄漏了他為人之驕，為學之浮。
朱老師為此“笑”了沒有我們不知道，但“責”是肯定有的。因為，一宗孔子的大儒朱九江，絕不會容忍弟子舍儒就道、法，允許學生言道當如道家的莊子，言治當如法家的韓非。
這其實也已暴露出康有為與乃師的思想觀念相去甚遠，雖然他口口聲聲說自己，“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但他的為學之法顯然不是師門路徑，而是步入老師批駁的陸王心學一途。
此時的康有為，從思想到行為，都已經明顯是王陽明的模仿秀了。
他自陳：“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複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見歌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
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文集》中將乃師的學術傾向說得更為明白曉暢：“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為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為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遊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師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概。”
不管康有為自己是多麼不願承認，事實上，他都在重蹈他所憤怒聲討的宋明道學的務虛蹈空之路。
三。
不知不覺間，康有為已成了一個行為藝術家。
他的模仿秀越來越向王陽明靠攏了。
公元一五〇二年，在精神之路上苦苦跋涉，於苦悶與彷徨中始終找不到方向的王陽明，走進了家鄉會稽山中，築室“陽明洞”。一個人鑽在洞中，修煉導引之術，追尋心中的聖境。
公元一八七九年，康有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一頭鑽進西樵山上的白雲洞中，尋真理之本，求魂氣之靈。在這幽靜的所在，他自己說：“居白雲洞，專講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為詩文，徘徊散發，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芳草，臨清流，修柯遮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遝，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
端坐在黑乎乎的洞中，終於坐懂了這是“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的王陽明，又帶著他的困惑轉而尋求新的精神超邁之路。
但康有為不是，因為他到洞中來，或許本就是一場演出，要的是現場感與過程感，所以他能在漆黑的洞裏“神明超勝，欣然自得”。唐朝的盧藏用一心想入朝做官，卻又沒有名聲，於是別出心裁地隱居在京城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借隱邀名，果然他通過這條捷徑最後如願以償。
雖然我們不便用這樣的邏輯去揣測康南海，但隱居山中的康有為，確實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翰林院編修張延秋在遊西樵山時，邂逅了披頭散發、徘徊嘯歌的康有為。一番交談之後，張延秋對康“盛稱之”，而且回去後逢人即說：“來西樵但見一土山，唯見一異人。”
異人康有為的名字，自此開始被廣東士林側目。
康有為對張延秋更是感激涕零，馬上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頌對方“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在《年譜》中，他仍念念不忘對方的大德高功，為此甚至將名不見經傳的張延秋與大儒朱九江並列起來，稱“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
洞中苦捱半年之後，他退歸家中，一麵研讀《禮記》、《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記要》等書，一麵閱讀《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介紹西方國情之書。自此，“舍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
二十二歲的他，已經要以救世主的身份，“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了。
這年冬天，懷著經世之誌的康有為來到已經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他看到，香港在西方人的治理下，宮室瑰麗，道路整潔，巡捕嚴密，這使他深深感到，西人治國不僅有法度，而且較東方更為高明。於是，“複閱《海國圖誌》、《瀛環誌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是他接觸西方文化的開端。
公元一八八二年五月，康有為赴京參加順天鄉試，雖然未中，但此行途經上海租界，又使他眼界大開，獲益匪淺。康有為看到了淪為殖民地的上海一派繁盛，更加感到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先進與優越。於是，大購西書以歸，自是大講西學，盡釋故見，刻苦攻讀西方的聲、光、化、電、力學書籍，對各國史誌、諸人遊記、耶穌教義等等無所不讀。在如饑似渴、如癡如醉的饕餮閱讀中，他不光“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俯讀仰思，日新大進”，而且汲取了西方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漸漸形成了他醫治中國的維新變法思想雛形。